妙寫人心
再看,司徒雷登
文:本刊編輯部綜合整理
(主要資料來源:維基百科、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
圖:維基百科
140年前的1876年,美國人司徒雷登在中國杭州出生。相對於在美國,司徒雷登在中國更具有知名度。這位生於中國,逝於美國的傳教士,同時也是燕京大學創始人,以及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最後一任美國駐華大使。
現代中國人最初了解司徒雷登,多是源於1949年毛澤東所寫的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曾被收入中國大陸的中學語文教材,司徒雷登被長期當作是當年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代表人物。然而在差不多的年代,學者聞一多先生在《最後一次講演》中有一段談到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最後一次講演》也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但大家通常見不到這一段文字。
其實,政治家可以說是司徒雷登生命中一個十分不重要的角色,在司徒雷登誕辰140週年之際,更值得我們專門來審視一下的,是基督徒司徒雷登以及教育家司徒雷登。
家學淵源的基督徒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先祖是蘇格蘭貴族之後裔,於十八世紀移民美洲,在賓夕法尼亞州開辦農場。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羅伯特和祖父大衛都曾擔任過牧會和學校教育的工作。
司徒雷登的父親約翰(John Linton Stuart)出生於1840年,長大後,先後在肯塔基州的中央學院和紐澤西的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讀書,畢業後被按立爲牧師,成爲司徒家族的第三代牧師。不久他回應上帝的呼召,立志成爲一個傳教士,到中國去傳福音。
約翰於1869年到上海,很快就轉往杭州,開始了長達46年的宣教生涯。他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叫司徒約翰。他經常沿著大運河,來往奔波於城市和鄉村之間傳福音。這一時期,著名文學家賽珍珠(Pearl Buck)的父親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曾經與他一起同工一段時間。
在一次返回美國期間,約翰認識了瑪麗•路易莎•霍頓(Mary Louisa Horton)小姐。瑪麗小姐的父親是一個教育家,亦曾擔任過莫爾比市的市長。瑪麗自己亦熱衷於教育,曾創辦一所女子學校。她更是一個虔誠、熱心的基督徒,希望有一天能够獻身到海外去宣教。在與從中國回來的約翰相識後,二人很快墜入愛河。1874年夏天,約翰與瑪麗結爲伉儷,隨即一起前往中國。
在丈夫約翰忙於宣教工作之時,瑪麗亦發揮她的天賦,創辦了杭州基督教協和女子學校,自任校長。她招收的學生都是貧苦人家的女孩子,免費讓她們接受教育,還爲她們提供食宿和衣服,只是有兩個條件:一是不許纏足,二是學校有權否定由家長包辦的婚姻。司徒夫人還創立了基督教女青年會,是中國最早的基督教女青年會。
1876年6月24日,司徒夫婦倆生了一個男孩,爲他取名叫約翰•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中文名則叫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童年時從母親接受啓蒙教育。1887年4月,11歲的司徒雷登和兩個弟弟一起被送回美國去讀書。父母親重返中國宣教後,司徒雷登被寄養在姨父母家裏。姨父母對他的管教很嚴格,特別在宗教生活上更是一絲不苟,使他養成了去教會做禮拜、上主日學、研讀聖經,以及禱告等習慣。
16歲時,司徒雷登進入弗吉尼亞大學附屬中學——夏洛維爾市的潘托普斯學校(Pantops Academy)讀書。1893年秋,他以全校第一名成績考入漢普頓-悉尼學院(Hampton-Sydney College),這是弗吉尼亞一所古老的大學。司徒雷登在該校主修拉丁文和希臘文,還兼修德、法文學。同時聖經也是必修課,而且學校中的宗教氣氛也非常濃厚。在校期間,司徒雷登熱心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各種活動,並擔任青年會會長三年之久。
1886年7月,由著名佈道家慕迪發起的「學生立志海外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席捲美國各大學校園。1899年秋天,司徒雷登進入里士滿(Richmond)郊外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潜心攻讀神學三年。在行將畢業之前,經過激烈的思想掙扎之後,他决志成爲一個傳教士。他在「學生立志海外宣教運動」的「誓約卡」上寫道:「如果上帝許可,我希望並願意成爲一個海外傳教士,響應該運動的口號:爲基督贏得全世界。」1902年春天,司徒雷登在弗州的東漢諾佛長老教會(East Hanover Presbytery)接受按立,成爲牧師。同年6月,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獲得神學學士學位。
1904年11月17日,28歲的司徒雷登在紐奧爾良(New Orleans)與26歲的艾琳•羅德(Aline Rodd)結爲夫婦。新婚燕爾,二人即接受美國南長老會的差遣,追隨當年他父親的脚踪,遠赴中國杭州宣教,於是年底到達上海。老司徒夫婦對他們的到來異常興奮,親赴上海把這對新人接到杭州,此時司徒雷登已經和父母親分別16年了。
到達杭州後,他經常到四圍鄉間傳道,並曾參與救災,深深體嘗到中國百姓的疾苦。1907年,在司徒雷登的提議下,美國南長老會與北長老會携手,對北長老會在杭州創辦的「育英書院」進行改組和擴充,在錢塘江畔建造新校園,創辦了「之江學堂」,即後來的之江大學。司徒雷登作爲聯合教育委員會的幹事參與了籌建。
1908年夏,司徒雷登應聘成爲南京金陵神學院(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授,舉家從杭州遷居南京。此後他在金陵神學院教授新約聖經、新約希臘文,以及教會歷史等課程,不久又升任金陵神學院教務長。期間他編寫了《新約希臘文初級讀本》(Essentials of New Testament Greek in China),還時常爲《國際宣教評論》和《教務雜誌》等刊物撰稿。1910年,他當選爲南京教務委員會主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金陵神學院一度停辦。1912年4月舉行的南京臨時國民議會上,司徒雷登成爲唯一一位出席國會的外國人。他十分欽佩孫中山,稱贊他爲「一個聲名無瑕的人,一個才能卓越的政治家,一個對國家無私獻身的愛國者」。同年秋,金陵神學院複學,司徒雷登重回校園教書,之後他富有學術成果,先後完成《普世宣教簡史》和《希臘文初階》等著作。1915年7月,司徒雷登重回金陵神學院從事教學與寫作,其嘔心瀝血之巨著《新約希華英辭典》(Greek-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和《聖經啓示錄新注釋》(The New Commentary of the Revelation in the Bible)先後於1916和1917年完成並出版。
創辦燕京大學的教育家
1916年,由各差會學校聯合興辦的「北京大學」成立,决定聘請一位與匯文和協和兩校皆無關係的人來擔任校長。司徒雷登因其在中外教會人士中間享有的極好聲譽而成爲理想的人選,並且贏得各基督教差會領導人的贊同。司徒雷登收到「北京大學」托事部的正式聘書後,决定接受這個新挑戰,於1919年1月31日,前往「北京大學」就職,並采納了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會長誠靜怡博士的建議,將新的學校命名爲「燕京大學」。
1920年3月15日,燕京大學正式掛匾。燕京大學草創時期的盔甲廠校園規模很小,校舍嚴重不足。司徒雷登不滿足於在原址上發展,决定另覓新址。他和同事們尋遍北京四郊,最後看中了清華園西邊的一大塊地,有40公頃之多,再加上陸續在附近買進的其他荒廢園地,使燕京校園的總面積達到原來的數倍之多。
選購定校址後,司徒雷登特地聘請畢業於耶魯大學的美國設計師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總體規劃,以中國的園林藝術及古典建築風格爲基點,開始了大規模的校園建設。校園借遠山近水之勢,巧妙地安排建築佈局。經過數年建設,一所宮殿式的美侖美奐的新校園在北京西郊落成,並且有了一個獨特的名稱——燕園。園內最重要的景觀是居中的那個湖,爲它的命名大家一直爭執不休,最後還是采納了錢穆的主意,索性稱其爲「未名湖」——這個名字沿用至今。
1926年 6月,燕京大學正式遷入新址。這個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美麗校園,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稱:「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贊燕京大學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它有助於加深學生對這個學校及其國際主義理想的感情。」此時的燕大已設有華文書院、男校文理科、女校文理科和宗教學院。隨著燕大的發展,司徒雷登聲譽鵲起。
司徒雷登認爲,教會學校應當由宗教信仰、科學精神與方法,以及無畏的探求精神所構成,因此他和幾位皆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幾經斟酌後,爲燕京大學擬定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訓。這一校訓體現了司徒雷登的理想和信念,影響著燕大師生們的思想與生活。師生們身體力行,踴躍奮進探求真理——以基督精神救國救民的真理。多年之後,司徒雷登自豪地說:「我所知道的大學校訓裏,沒有哪一個曾對它的學生産生過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響。」
司徒雷登是一個世界公民,一個具有人類情懷的人,一個有著終生信仰並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强烈地認爲,人身自由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生存的條件,沒有這一條,我們所追求的絕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無意義。……與人們一起同具一種信仰,堅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權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過自由而得到發展,這個原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所創辦的燕京大學就很好地顯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他認爲大學就是給學生以選擇自由。冰心的女兒吳青說:「在燕京大學學生們學到的,就是普世價值、自由、民主、博愛。」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學辦成一流大學,必須要有一流的教師。只有當講臺上所站的都是大學者時,大學才成其爲大學。他堅持由學校自行聘請教師,且不惜重金延攬中外著名學者;對有名望、有真才實學者,登門拜訪,高薪聘用,中外教師同等同酬。教授月薪360大洋(銀元),校長月薪500大洋,而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當時的國立大學常有拖欠薪資的情况,但燕京大學從不拖欠。故此,燕京大學一時大師雲集,其中有文學家周作人、錢玄同和許地山;儒學大師錢穆;史學家陳寅恪和洪業;哲學史家馮友蘭;文學史家鄭振鐸;經濟學家費孝通;社會學家吳文藻;古文字學家容庚、語言學家郭紹虞;以及教育家、神學家吳雷川、劉廷芳、陸志韋和趙紫宸等人。燕大的優秀畢業生冰心、雷潔瓊和張友漁等也都返校擔任了教師。1920年代末,更有史學家顧頡剛、哲學家張東蓀等人爲了保持獨立的學術品格,寧願放棄了北大的職位,轉而加盟了燕大。良好的教學環境、優越的生活條件、自由的學術氣氛,使得飽受戰亂之苦的知識分子享受到了難得的安寧和愉悅。在燕大,冰心的創作達到了鼎盛時期;許地山創作了大量的散文;顧頡剛完成了《古史辨》的主體部分;洪業主持完成了在學界頗負盛名的《哈佛燕京學社引得》。
當燕大於1926年遷入新址後,神學院改名爲宗教學院,進一步强調了其研究職能,有了濃厚的學術風氣。宗教學院教授中,不僅有神學家劉廷芳、趙紫宸,還有史學家洪業、陳垣、簡又文等人。司徒雷登大膽提出了他對宗教學院的理想:「就我個人而言,我對燕大最大的夢想之一就是它將擁有一所宗教學院,在其中越來越多的既熟諳本國崇高的歷史遺産,又受過西方最好神學教育的中國籍教員,將本著他們自身的宗教經驗,向本國人民講授真正的基督教,務求其合於二十世紀的知識和中華民族精神,同時亦把一切由西方歷史因襲而來的無用之附加物,悉數掃除。」在這種精神指導下,燕京宗教學院成了中國神學教育的中心。
司徒雷登希望他所建立的是一所「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要「把最高級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獻給親愛的中國」的大學。他要求他的師生,既要國際化,也要中國化。在第一個十年間,燕京大學就走向了中國化。在其56位教授級的教師中有36位是中國人,其中有20位從美國大學裏獲得博士,其餘15位也都取得碩士學位,還有一位是在中國舊科舉制度中取得功名的進士。在1928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校的學術水平所做的調查統計中,燕京大學是被列爲甲級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其畢業生有資格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
因其在教育事業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21年,司徒雷登受聘爲中國教會教育調查團成員;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33年,他更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召見,聽取他對中國時局的意見。燕京大學僅僅存在了33年,其間還受到日本侵華戰爭的嚴重干擾,注册學生總共不超過10000名,却爲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42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就者,超過100人,可說是科學家的搖籃。
對於教育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司徒雷登如此倡導說:「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繼續保持濃厚的基督教氣氛和影響,同時又使它不致成爲傳教運動的一部分。不應要求學生去教堂做禮拜,或强求他們去參加宗教儀式,不應在學業上優待立誓信教的學生,也不要給那些拒絕信教的人製造障礙。它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至於信仰或表達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的事。」因此,在信仰問題上,燕大的師生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他們既可信奉基督教,也可以信奉三民主義,甚至可以信奉馬克思主義,乃至信奉無政府主義。許多校友回憶說,燕大不但信仰自由,而且宗教色彩也不很濃厚。全校師生員工中,基督徒只佔十分之一。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既不會有人勸你讀聖經,也不會有人勸你參加宗教活動,更不會有人歧視你。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感情,並不因對方是否基督徒而有所區別。在司徒雷登看來,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的主要區別,不在於做不做禮拜和是否遵從哪些信條,而在於生活的內容,在於什麽行爲是正當的或錯誤的;什麽是上帝允許的或有害於眾人的。宗教生活是內發的,而不是外在的。不能把宗教信仰同世俗生活分開,而應該讓基督徒對上帝與人的尊嚴所抱的信仰成爲一切人的生活方式。簡而言之,基督就是生活,凡願意像耶穌那樣生活的,就是他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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