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寫人心
墨爾本抗日戰爭老兵馬發業老先生、郝德老先生
歷史將永遠銘記
——墨爾本抗日戰爭老兵馬發業老先生、郝德老先生
採訪/撰文:嚴程鋮 朱萸
圖:被訪者提供
墨爾本中華青年會於8月16日晚在Manningham 市議會舉辦了「墨爾本各界僑胞聯合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晚會」,藉由對日抗戰圖片展、抗戰紀錄片播放、抗戰老兵英雄回憶講述等系列活動,共同緬懷了抗戰的艱辛歷程,先烈的英雄事蹟,並回顧省思抗戰的歷史意義與教訓。參加活動的兩位抗戰老兵,均獲得馬英九總統頒發和簽署的抗戰紀念章、紀念證書,這是他們爲國家無私付出竭誠奉獻的極大褒揚,他們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馬發業老先生和郝德老先生。
離別故國四十年
馬發業1925年出生,今年已經90歲高齡,身體硬朗,談吐也清晰,唯抗戰已經過去70年,老人的回憶或者有些模糊。老人說,1941年16歲時當兵,自己參加了1941年的長沙會戰(第二次或第三次長沙會戰,均為1941年),不過從老人描述的戰鬥情況來看,更像是在說1944年的第四次長沙會戰。由於老人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我們就不去追究到底如何了(以下也忠於老人口述,如與歷史事實出入,請讀者自辨),關鍵是老人的戰鬥經歷,確實令人震撼。當時戰爭是什麽情形,今人很難想像,反正老人非常平靜地說「我們固守一個山頭,從夜裡開始打,打到第二天下午4點,我們死了1000多人。」
戰鬥結束後,馬發業所部向衡陽方面撤退,當時公路鐵路全部損毀,攜帶輜重物資全靠肩扛手提,3天時間僅靠喝粥維持,艱苦無法想像。抵達衡陽後,日軍繼續逼近,國軍於是向廣東韶關集結,馬發業又隨著大隊,憑兩條腿向目的地前進。到達韶關沒多久,日軍再度發起攻勢,馬發業所在部隊佔據山頭憑險據守,日軍一夜之間衝鋒16輪,都被守軍擊退,馬發業回憶說,自己當時根本不知道生死,只要日軍衝過來就扔手榴彈回擊,最終日軍死傷枕籍,無功而退。
1945年夏天,馬發業所部駐扎在廣州附近,正在爲美軍修建一個可以起降小型轟炸機的機場。某一個晚上,美軍攜帶的無線電收音機裏傳來勝利的消息——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投降之後,馬發業所部受蔣委員長之命,前往安南(今越南)受降,當時還特派了龍雲爲接收大員,在安南城市海防舉行受降儀式。馬發業清晰記得最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日軍投降之後,「無論多大的軍官,見到國軍哪怕一個勤務兵,離開三碼遠就要立正敬禮」。
受降之後,國軍大部隊奉調前往中國東北,不巧馬發業生病不能成行,只能留下,誰知這一留下,便是與故國長期別離。馬發業在安南,初時在華僑聚居區的臘腸工場做事,又做過電工,後來因為懂得機器操作,被人介紹進入法國人的工廠做工,生活始得安定。越南戰爭之後,越共南下,西貢易手,越南華僑的生活變得非常窘迫,馬發業的長子因為有在南越軍隊服役的記錄,感覺朝不保夕,於是偷渡離開,走的時候還勸馬發業一同離開,不過馬發業自認奉公守法,沒有離開。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儘管馬發業有著安天樂命的心態,奈何形勢比人強,你不做任何越共政府禁止的事情,越共政府卻容不下你一個中國國軍背景的華僑。馬發業說,當時有人誣陷他企圖偷渡,越共政府不容分辯就抓他坐了五個月的牢。出獄之後,馬發業覺得越南再無繼續留下的可能,乾脆下决心偷渡。1980年馬發業搭上了偷渡船,當時126人坐一艘偷渡船,過了一個星期只有喝水的日子,終於脫離苦海。嗣後,馬發業全家陸續都在聯合國難民署的安排下來到澳大利亞,過上了安定的生活。1980年代,馬發業還得以回到中國大陸,探望鄉親,但這一別就是40年。
十萬青年十萬軍
郝德是墨爾本僅有的兩位抗戰老兵中的另一位,年屆九旬的他思路清晰,精神狀態甚好,筆者與他握手時,猶覺得遒勁有力。郝德的老家位於四川重慶。1944年,在八年抗戰的緊要關頭,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口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當時正讀高中的郝德即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參軍的。
郝德的軍旅生涯,深受其父的影響。郝父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畢業生,後進入位於北平(現北京)的南苑航空學校(後更名為「國立北京航空學校」)深造,是158名飛行學員(四期)中最後一期學員中的一名。畢業後,他成為國民政府於杭州成立的中央政府航空學校的一期教官。當時,任交通部航政司第三科(民航科)科長的聶開一先生,因深受國父孫中山先生「航空救國」思想的激勵,不僅曾成為首批赴美學習飛行技術的中國青年之一,更是促成由中美合作的中國首家民航公司──中華航空公司於上海誕生的關鍵宣倡導者。聶先生對郝父的飛行技術頗為讚賞,極力相邀。郝父遂成為了中華航空公司的一名飛行員,負責南京與北京之間的重要航線。
抗戰爆發後,郝父再度回到軍隊,被委派至武漢成為地區副司令官,並於武漢即將失守前被再度調至重慶戰區成為地區司令官,堅守在四川的崗位上一幹就是整整八年。
當時,大部份四川參軍的青年都加入了中國遠征軍,奔赴緬甸戰區作戰。不過,郝父鼓勵郝德稱「軍隊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何不投考空軍?」他遂考入國民黨空軍機械學校進修,主攻飛機修理,畢業後被分配至蘭州。雖然蘭州當時是大後方,但既同為抗戰,工作便同樣重要。當時,蘇聯支援的很多物資需要由陸路經新疆或空運至蘭州,再轉運至抗戰各地。他們的工作就是確保這些物資的安全運抵與倉儲,並協助在蘭州機場進行飛機的機械故障修理和維護,以及地勤方面的諸多工作。
抗戰勝利後,郝德又再次服從分配,由蘭州被調至東北,參與了兩年多的滿洲收復後的整理工作。他與同僚們前往原日軍位於瀋陽東塔的飛機製造廠,發現場內依然有數架尚未完工的飛機。當時的國民政府,尚沒有完全製造飛機的實力,故相關的工作令他們十分激動。期間,他因為人規矩,做事踏實,還收到上司的賞識,與上司的外甥女喜結連理,成立了家庭。然而,戰爭期間,軍人與家屬兩地相隔是家常便飯。
國共二次內戰爆發後,郝德隨中央軍撤離瀋陽,抵達廣東,家眷則被疏散到了台灣。在廣州期間,他受到調令被要求前往位於上海的空軍第八大隊(重型轟炸機部隊)報到。當時,有人勸其表示上海情況不好,第八大隊很可能會搬遷至台灣,而其父恰好已先其一步抵達台灣,故他決定搭船前往台北。之後一周,第八大隊果然遷往台灣,於是又接到電話前往新竹縣報到,成為空軍機械師,一幹就是八年。而與妻子和家人在台灣團聚後,夫婦二人共育有五個女兒,生活美滿幸福。
當時大陸與台灣的關係緊張,考慮到武力防備後盾,在美方的建議下,原空軍第八大隊被裁撤,重型轟炸機陸續退役,改由噴射機和驅逐機替代。被調至空軍總部後,郝德又堅守崗位十四年方才退休,前後為國民政府的空軍事業奉獻了三十多年。他表示,自己是維護人員而非一線作戰人員,故沒有立下什麼大功獲得嘉獎,但因為參與抗戰而被授予了「忠信獎章」。
郝德對於人生看得很開。他在採訪中回憶了自己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經歷。在第八大隊工作期間,他曾帶隊率領十數位技術人員負責護送「編號195」的一架B﹣25型轟炸機由新竹至台中檢修。B﹣25型轟炸機的機型為前端是駕駛艙,中間是彈藥艙,尾部為載人區。飛機起飛前,他正位於駕駛艙內,親見原本應該駕駛飛機的少校飛行員坐在了副駕駛的位置上「出神」,而把正駕駛的位置讓給了一名剛畢業不久的少尉飛行員。在起飛後,該少尉飛行員不知為何一直保持45度的角度攀升至了一萬多公尺的高空,在不小心飛過了台中後再度調轉飛機,卻仍然以同樣45度的角度不斷下降。警醒到「事情不對勁,若再不採取任何措施,飛機即要撞地釀成事故」的郝德拼命叫醒了少校飛行員,趕緊拉杆穩住了飛機,令飛機得以安全著陸。眾人皆驚出了一身冷汗。然而,負責空中交通管制的台中塔臺發現了情況,即刻上報給了空軍總部。事後,原本的副駕駛少尉飛行員被停飛,正駕駛少校飛行員則因不負責任失職同樣被停飛。郝德感嘆世事無常表示,事情發生後僅半年,前者在被派往嘉義的一所航空學校擔任宣傳隊隊長期間因飛機撞山事故而不幸身亡;後者則志願前往越南參戰而不幸陣亡。
「編後記」中國抗戰八年雖然獲得勝利,卻付出無比慘痛的代價。肩負起抗戰主力的中華民國國軍係在武器裝備相對落後的劣勢下浴血苦戰,堅持不投降、不妥協,才獲得最後的勝利。台灣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曾強調:「紀念抗戰不是炫耀勝利,而是希望防止戰爭,不是挑起仇恨,而是譴責侵略,促進和平!」伴隨著經歷戰火殘酷洗禮的一代漸漸辭世,在來之不易的全球和平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中的一些人,又開始「好了傷疤忘了疼」,好戰分子、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伊斯蘭極端宗教主義等不安的戰亂因子又再度於世界一些地區開始點燃,若不加防範,甚至恐成燎原之勢。我們需要提醒世人戰爭的殘酷,是對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與社會的無情碾壓。我們需要謹記,我們如今能夠擁有的民主與和平,是無數先賢先烈們用慘烈的代價所辛苦換來的,故和平可貴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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