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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隱憂重重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絡
/世卫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赛
新冠病毒大流行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即使有關疾病本身的基本問題,全世界的科學家也無人能夠準確回答。儘管如此,疫情已經對我們帶來了可以感知的影響,從政治到經濟、從思想到生活,在21世紀的今天,新冠病毒不僅製造了無數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場景,而且幾乎正在重塑人類社會的一切。而最近,澳大利亞政府呼籲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的起源和擴散進行獨立調查,又點燃了大國之間的「口水戰」和民眾對後疫情時代不確定性的極大擔憂。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
澳中關係急轉直下
近期,莫里森總理在接受天空新聞台採訪時透露,在他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一次通電中,兩人討論了應對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健康和經濟對策,以及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作用。莫里森先生希望世衛組織或另一個新機構擁有與武器核查人員類似的權力,以調查新冠病毒等疾病的爆發。他向包括特朗普總統在內的許多世界領導人提出了這個想法。
一石激起千層浪。雖然莫里森總理提出的有關這種冠狀病毒如何發展和傳播的調查不會針對中國,但是中國還是做出第一時間的指責,認為澳大利亞在關於新冠肺炎獨立調查的爭端中「耍小把戲」,中國官媒對莫里森的表態予以強烈反駁,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稱,澳洲總在那折騰。可是考慮到新冠疫情已經導致全球300多萬人確診、20多萬人死亡,並使全球經濟大部分陷入停滯,無論從何種角度分析,調查絕對是有必要的。這是為了全球各國能夠汲取教訓,以防此類悲劇再次發生。
面對澳洲政府的獨立調查提議,中國駐澳大使成競業稱,由於澳洲推動對新冠病毒來源的調查,中國消費者可能回避購買澳大利亞商品、避免赴澳求學。隨後澳大利亞的政府部長多次表示,中方是威脅進行「經濟脅迫」。一方面,中方認為這個時候提什麼「調查」,等於變相鼓吹「追責」「賠償」,用意不堪,實為甩鍋;一方面,澳方則認為痛定思痛,人類必須要做出系統全面的調查,以免重蹈覆轍。各有各的道理與立場,而最終為了避免此事停留在國與國之間的口水仗層面,更重要的是,各方要找到自己的盟友,
世界衛生大會原定於5月17日至21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但現在預計將通過視訊會議舉行。據報導,如果這次虛擬會議得以舉行,澳大利亞代表團團長、衛生部常務副部長Caroline Edwards將敦促對此次全球大流行疫病展開全面調查,即賦予世衛組織官員像武器檢查員一樣的新權力,從而對可疑的大流行病進行實地調查。澳大利亞正在從與其他國家的雙邊會談中爭取對這些建議的支持,但由於中國作出強烈反應,澳大利亞尚未獲得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有力支持。如果事態真的如此發生,那麼可以預見,本以惡化的澳中關係將持續走低。
雖然一場疫情讓世界各國特別是澳洲看到了自己對於中國市場的極大依賴而開始就發展多元市場有所行動,比如商界繼續向印尼、印度和越南等其他互補市場尋求出口多樣化,但是相較中國,他們的市場小得多,就算前景樂觀,仍需時日。澳中關係的持續惡化,必將導致澳洲承受可怕的經濟後果,對於這一點,政府及商界人士是否能夠迅速找到新的發展著力點,是否有實力承擔轉型期的陣痛與代價,更值得觀察與考察。
國際組織可能面臨重大調整
新冠肺炎疫情已肆虐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也同樣對國際組織產生衝擊。特別是作為聯合國系統負責國際公共衛生事務的專門機構,世界衛生組織及其總幹事譚德塞在全球抗疫中的表現,也在國際輿論中成為爭論焦點。美國總統特朗普更是在不久前宣佈美國暫停向世衛組織繳納會費,理由是世衛組織存在三個「沒有」:沒有及時分享疫情資訊,沒有及時提供防疫政策建議,沒有及時宣佈「全球大流行」等。這次疫情的持續擴大,世界衛生組織的責任必須被審視。
譚德塞堅稱,世衛組織1月底就新冠疫情向全球發出警報,怪罪各國沒有聽取世衛。可是世衛組織遷就北京、遲遲不行動,也是世人共睹。雖然在北京壓力下,擁有2300萬人口的臺灣從2016年起就被取消了世衛組織觀察員的地位。但是,去年12月31日臺灣主動向世衛組織發出警報,而且內容再清楚不過:在中國武漢出現至少七起非典型肺炎病例,並已對患者「隔離治療」。那一時刻,世衛在做什麼?
客觀來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世衛組織自1948年成立以來需要應對的最大的一次公共衛生事件,而美國的「斷供」和「追責」可能是世衛組織成立72年來面臨的最大一次挑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日前也已明確表示,將對疫情的發生、傳播和各國的應對,進行回顧和調查。由於疫情的大流行已不僅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而且已造成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人類危機,作為負責全球公共衛生事務的專門和最高機構,世衛組織不僅要參與調查,可能也將成為調查對象。
疫情的爆發和蔓延,自然有其不可預見性。但世衛組織在預警和防控疫情中的表現是否存在不足,則有待調查的結果。世衛組織每年有近30億美元的資金,在全球有7000多名工作人員,其責任必須明晰。疫情後的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世界」,很多國家不得不「節衣縮食」,國際力量面臨重組,國際秩序可能重塑。而如世衛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只有不斷變革,才有可能在新的秩序中得到強化,否則就會被淘汰或被取代。
時光倒回至1945年5月8日,盟軍接受了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標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結束。同時,那一天標誌著一個新的國際體系的誕生,它所包含的各項準則和理念旨在確保所有國家的和平、安全和繁榮。這一國際秩序繼續通過共同的機構及夥伴關係機制來為全球利益服務,該機制的目的是杜絕戰爭的野蠻暴行和嚴重破壞再度發生。
戰後,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關貿總協定、國際法庭、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相繼成立,成為了戰後秩序重建的標誌,既是國際合作的產物,也是國際協調的平臺。其權威性、專業性及其內部的透明高效至關重要,因為國際組織或多或少擔負著服務全人類和全世界的使命。如今,一場疫情卻暴露了不同意識形態下國家、地區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優勢弱點,更將國際組織的能力與不能一覽無餘。如何能成功說服會員國提供充分配合和支援,又能擔負起國際組織本應在處理特定全球事務時的責任,是現有所有國際組織都應思考的。
如今國際秩序混亂,是在現有框架下破解難題、致力改革,還是直接另起爐灶,目前從世界幾大國家的表態中尚不明朗。至少這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中國公民擔任了其中糧農組織、國際電聯、工發組織、國際民航組織這4個機構的一把手,已經引發了西方社會就中國對國際組織控制和滲透的擔憂。因而也可以理解,莫里森總理建議可以由另一個新機構對此次疫情進行獨立調查。
新冠疫情給世人提供了一個反思與審視的契機,二戰後建立起的所有體系是不是到了大刀闊斧、破舊立新的時刻了。
撕裂了的信任 無人能獨善其身
新冠疫情給全球各國公共衛生和經濟帶來的影響,遠不及未來即將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撕裂更重要。不可否認的是,這次災難過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和協作都有可能大幅減少,而經濟蛋糕的大幅減少已經逐步顯現。
近來,以美國為主的一些國家中有人發起集體訴訟的倡議,要求中國為新冠病毒造成的損失提供賠償。不論法律層面最終可能走到哪一步,如果我們假設這些國家讓中國賠償的目標可以實現,那就會出現一個悖論:如果不發展經濟,巨額賠償無法實現;如果必須賠款,就無法繼續發展健康的經濟。特別是全球化的世界各國依存度極高,無論地處哪一個大洲,單獨國家都不是個體,而是在整體經濟裡運行的一部分,在整體中任何一個國家被從產業鏈裡去掉,對其他國家都會造成影響,更何況是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主體,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
疫情過後,各國對經濟重建的壓力以及對產業鏈的保護,都可能會導致各國政策一致對外,在國際上尋找自己能兌現的籌碼。如果將目光縮小一點,關於國際秩序的變革,大部分討論聚焦的還是中美關係的變化,以及中美的權力轉移,這是過去一年多被討論無數次的話題。而疫情爆發後,中美的口舌之爭更是始終未停。在媒體和官方層面,先是疫情初期《華爾街日報》使用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亞洲病夫」一詞指代中國,再到美國疫情大規模爆發之後,特朗普總統使用「中國病毒」意圖轉移疫情控制不力的國內矛盾,引發的病毒源頭爭議至今還未完全消減。這些具體層面的爭端,漸漸造就一個更為撕裂對立的中美關係,從民間輿論層面來看,在推特上搜索中國,負面的評論和消息佔據大多數;同樣,中國的主流社交平臺微博上關於美國疫情的報導,其下評論揶揄諷刺往往佔據榜首。
當然,沒有必要苛求民間情緒都是理性的,但民間輿論的確最為直觀的反應了兩國關係的惡化。人類面對新的轉捩點,既要向前看,相信未來,懷有希望,更不能忘記回望,汲取歷史的教訓,不要重蹈覆轍。一戰、二戰和冷戰的教訓是很深刻的。疫情過後各國之間的不信任是需要時間慢慢彌補的,而最可取的無疑是時刻牢記人道主義,要超越一切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那時可能是比疫情本身更加考驗人類的關建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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