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寫人心
文學文化須在自由的土壞上才能生長: 訪問洪丕柱先生
採訪／撰文︰顏海倫
圖︰受訪者提供
洪丕柱是《同路人》的長註作者，有留意過的讀者會發現他對澳洲、對世界充滿關心，他不時表達自己的看法，卻不乏感性的流露，這種文藝家的特質正正反映出他文學、文化的背景，他是作家，也是具語言和音樂造詣的人，筆者很難將他歸類為單一範疇。這樣有才的人在中國發展本應平步青雲，可是卻有一些衝擊逼使他奔走異國，來到澳大利亞，但也正因如此，生命奏出更動聽的樂章。
生於文學世家
洪丕柱的父親洪潔求是上海外國語學院法文教授，Fred自幼就隨父親學法文，這樣的文化氣息濃厚的家庭背景似乎讓人很羨慕，但Fred坦言這樣的背景對他的影響是負面的。Fred形容自己的父親書法寫得很好，他是用書法家式的潦草寫字，其他人看不懂也不接受，而書法本來是豎寫的，1950年代推出簡體字以後要改成橫寫，父親不單止不懂寫簡體字，也不習慣把字變成橫寫，當時Fred年紀雖少，但學業很好，父親就叫他代筆。父親的國文成績很好，他讀書時就在全上海中學國文比賽拿第一名，文學底子非常深厚，他翻譯的文章都很好，可是用詞太深奧，工農兵看不懂，父親就請Fred幫他寫得通俗一點，結果在他小時候已經幫父親修改文章。然而，有時候父親翻譯的一些作品卻沒被出版，最深刻的是雨果的《悲慘世界》，那時父親已把書本都翻譯完了，才發現原來出版社已找了別人翻譯，有一些黑幕是別人不知道的，父親很傷心很難過，而對當時年紀小的Fred來說覺得翻譯是很辛苦的，不想以後再做翻譯。
無可否認，父親對他有很多啟發作用，他自小已接觸不同的法國文學作品。Fred中學時已寫了一些內容深刻的文章，且受到語文老師的讚揚。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他寫的文章被人查到會很麻煩，所以他就把這些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戲劇全部都燒掉。Fred回憶當時自己大哭了一場，且發誓不再寫東西，所以他才說父親和當時的政治背景、環境對他的影響是反面的。
他中學的時候有位老師學問淵博，熟知天文、地理，他也曾到過這位老師家用天文望遠鏡觀看星象，開始對這個美麗的世界感到好奇，認為宇宙中應該有位創造者。他當時很想在高中能報讀天文學，然而他因一次在學校發表對蘇聯的看法，他的檔案中被列為「思想反動」份子，所以即使他成績很好也考不上，最後進到上海師範大學唸數學系。
在國內成名
1972年，毛澤東邀請當時的美國總統訪問中國，所有老師也要講英文，但當時沒有老師懂得英文，就算懂得也是很差。當時大學校長叫他教英文，縱然他唸的是數學，但他們的理由是他爸爸是外語教授，他一定懂英語，所以他就胡里胡塗地教起英文來。教了幾年以後，中國改革開放，外國老師都進中國來了，當時Fred學校的所有老師都要考英文，考得好就可跟外國老師進修。Fred沒有唸過英語學校，也沒有唸英文系，但卻考取了第一名，回想起來要歸功於父親從小的栽培，讓他不知不覺間把英文學好。
後來，Fred就在上海教育學院任職中學英語教師的培訓教師，由於接觸英文多了，外國老師也給了他很多資料，他又開始翻譯外語作品，甚至連外國音樂家的作品也有翻譯，把外國文化帶進國內。漸漸地，他也寫了一些文章，例如在中國各教育雜誌廣泛發表教育論文。之後，Fred逐漸出名了，獲得上海市教育先進工作者的榮譽，1980年代受《上海教育》雜誌採訪，事迹刊登在該雜誌上。但出名之後，職場的上級更不願讓他走，當時他在上海師大外國文學研究所兼職副研究員，政府規定他是不可以出國的，這樣一來卻更使他下定決心把工作辭掉，到外國唸書。他本是想去美國，但美國學費太貴，他負擔不起，所以便轉而到了澳洲。
到澳洲開闢另一片天空
Fred對語言學很有興趣，在澳洲求學期間上了很多課程，於1980年代後期，他先後在布里斯班高等教育學院和格里菲大學攻讀企業管理文憑、英文教育證書、職業教育證書、語文/閱讀學碩士和教育碩士（第二語言教育）等課程，獲榮譽碩士學位。問到Fred初來澳洲的挑戰，他訴說︰「甚麼都是挑戰。」當時他父親有給他一點錢到澳洲，但基本上自己是沒有錢的，於是他必須打工，那時他做過西人餐廳的洗碗工，每天要做到半夜甚至是凌晨兩三點，只睡得數小時，到清晨六點便要到背包客旅館打工，就這樣度過半年艱苦的打工生活。那時他在布里斯班高等教育學院唸書，老師覺得他的語文很好，心疼一個大有學問的人去做勞動工作，於是推薦他在教育學院當兼職老師，教授中國文化、文學等，當時的澳洲人很感興趣，他就開了這個班，生活環境算是慢慢好轉了。
1989年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澳洲政府特別讓中國留學生有四年延伸的臨時居住簽證。臨時簽證快將到期，眼見中國局勢不明朗，Fred不想回去，他受聘於一份政府工作，並直言自己很幸運，因為當時失業率很高，也有很多人爭這份工作。由於他做的是政府工，所以移民的事情就由政府幫他搞定了。
來到澳洲，Fred坦言自己變得自由了，以前在中國很多東西都不敢寫，但在澳洲膽子變大了，再次執筆創作，發表到中文報紙上，那時很多華人都對澳洲社會不了解，通過他的文字可以更認識澳洲，乃至世界，他甚至被邀請做不同的講座。1992年澳洲華文作家協會成立，Fred是第一批最早參加的，可見他對寫作的熱愛。他又參加過第二至九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代表大會和第一、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宣讀或提交論文多篇，至今其作品包含哲學、科技、美術、音樂、醫學等不同範圍，共約五百萬字，今年他會在台灣出版散文集《無處不在的文化》。
澳洲的華文發展
Fred十分熱愛文學、語言，說到澳洲華文發展，卻感到痛心，他述說在1997年華人對澳洲政府的不關心，造成Pauline Hanson反對華人，全澳洲沒有華人有反應，Fred是第一個撰文說這件事的人，當時就立刻引發關注。對於華人群體遭受歧視，Fred說︰「別人歧視我們，我們當然要反對，但為什麼別人會有這種想法呢？會不會是我們華人太關心自己了？我們自己的行為有沒有做好呢？」他強調華人要為主流社會貢獻、多做好事，有些人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把華人形象弄壞了。作為基督徒的Fred說︰「我們不要把自己看得特別強或弱，因為每個人在神面前是一樣的。」
Fred形容中國作者在澳洲最好的寫作年代是19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這十年是黃金時代，那時的刊物隨便甚麼都可以寫，百花齊放，沒有很多的限制，澳洲最主要的華文作家都在這個時代成長起來。但隨着中國的領事館在澳洲立足，很多華文刊物受領事館的補貼，很多作者擔心得罪領事館，所以不太敢寫，台灣的報刊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它們被限制說「兩岸」這類敏感話題，這對華文寫作發展有很大的阻撓。現在報章雜誌面對的一個困境就是閱讀面愈來愈少，因為報章要生存，需要留一定的篇幅登廣告，內容便變得很少，要吸引讀者便要挑選內容。
Fred是《同路人》雜誌長期的撰文作者，他表示《同路人》是他最欣賞的雜誌，很多內容都敢於報導，是內容最多、最豐富的雜誌，香港、大陸和台灣的新聞也盡量涉及到，更有很多澳洲的社區消息。《同路人》是一本有基督教背景的雜誌，Fred說︰「我們有神做我們的後盾，所以我們不怕。」
回看人生
Fred現在居於布里斯本，已經退休，卻歎道自己比還沒退休時更忙。他現在有去學校教書，又為昆士蘭大學做翻譯，又為大學做不同的講座，為了寫文章，每天又看不同的資料，可謂「退而不休」。現在他計劃把他寫過的文章，大概是幾千篇，都整理出來，集結成書出版，算是他人生作品的一個總結。
Fred說很多人形容自己是一個雜家，既是語言學家，也是文學家，又懂得音樂，並涉獵教育的範疇，眾多項目中他坦言最享受寫作和閱讀，他表示寫作是要堅持的，他到澳洲以後到現在二十多年來，從沒停止過寫作，所寫的文章大概有五千篇，同時要有寫作靈感，也須有不同的休閒活動來調劑生活，比如是音樂、戲劇等，生活才會豐富多彩。他自己非常愛好音樂和聲樂，年輕時曾有六年受上海音樂學院譚冰若教授嚴格的專業聲樂訓練，並在上海不同合唱團演唱多年，任男低音聲部長。近十多年來任昆州華人愛樂陽光合唱團副團長、指揮兼獨唱演員，在布里斯本各社區廣泛演出，能用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演唱歐洲經典聲樂作品和歐洲古典歌劇的詠歎調等，可見他音樂造詣很高。
Fred的人生經歷過不同的挫折，即使在國內聲譽很高的時候也受過教育署長的打擊，使他感受過前路茫茫，那一刻他頓然覺得甚麼名望都不重要，他要的是表達思想的自由，這一下決心使他來到澳洲，在個人的興趣和事業上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並在人生的下半場大放異彩，讓人不自覺想起一句諺語︰「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