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懷念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

編者按: 今天全球進入資訊世代, 互聯網全面改變了社會的運作, 有些認為傳統人文學科如歷史、文學、哲學等已失去價值, 中、小學課程中, 人文學科內容大幅減少。不過, 歷史說明改變人類發展方向的, 是人的思想, 研究人類歷史發展, 目的是在於前瞻未來。在華人學者之中, 研究歷史而有成者, 莫非余英時教授。上週余英時教授以91歲高齡, 在睡夢中走完人生之路, 謹以這專題, 與讀者懷念余英時教授, 並向這位偉大的思想家致敬。

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8月1日晚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引發網路紀念和追思。余英時享年91歲，無黨派，是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選榮譽講座教授，和美國哲學會院士。在學術上，余英時專治思想史，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通古知今，成為21世紀罕見的史學泰斗。2006年，余英時先生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具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又獲得唐獎第一屆漢學獎。同時，余英時先生持續關注現實、堅持在公共領域發聲，他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歷史學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為當下華語知識份子的典範。

去往香港 命運轉變

余英時1930年出生于天津，抗日戰爭爆發後父親把他送回安徽老家，他在鄉下過了9年。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余英時執意回北京完成學業。彼時余父已在香港，局勢非常不穩，余英時搭乘的列車故障。他一個轉念，認為應留在父親身邊，就此轉向去了香港。余英時曾說，如果列車沒有故障，他留在中國，一生的命運將大為不同。

到達香港後，余英時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入讀其創辦的新亞書院學習，1952年成為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1955年，余英時獲保薦到美國哈佛大學，作為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他在哈佛學習的生涯由此展開，後來師從漢學家楊聯陞教授，1962年取得哈佛博士學位。之後余英時在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香港新亞書院和香港中文學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各地任教，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頓。紐約時報對余先生的評價是，「在寓居海外的華裔漢學家中，余英時是獨一無二的。他曾經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在哈佛接受了系統的西方學術訓練，他的知識體系堪稱中西兼備」。

余英時離開中國大陸那一年是1950年，這一走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時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真正體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雖然也激起過他的中國情懷，但是親朋好友的故事讓他越發有一種化鶴歸來的感覺。1989年後，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陸，並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這句話仿自德國作家湯瑪斯·曼。1938年初，湯瑪斯·曼流亡美國，對記者說：「這（流亡）令人難以忍受。不過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彌漫著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為我其實什麼都沒有損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我帶著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聯繫，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失敗者。」說到文化，余先生還有一句名言：「哪裡有自由文化，哪裡就是我的故鄉。」這則可呼應本傑明·佛蘭克林的名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遙想1948、49年，中國跟世界面臨巨變的十字路口，當時的民國政府把很多中研院院士接出來，很多有學問的人選擇留在大陸，但胡適去了臺灣、錢穆去了香港。余英時也曾一度要坐火車到中國北京念大學，只是一轉念選擇了另一條命運，如今看來，不僅改變了他的個人命運，也更是史學界和漢學界的一大幸事。

不做不問世事書齋人

余英時先生是被全球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學者公認的漢學和中國研究領域中處於中心地位的大家。他中西匯通，研古析今，又因其獨立人格和政治上的不妥協與態度鮮明，晚年其著作和言論在中國大陸幾乎被封殺，但都沒有阻止在中國大陸的學者和公眾悼念他。先生著作等身，其學術研究從遠古時期到近現代，涵蓋了橫跨3000多年的中國歷史時期：先秦兩漢時期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宋元明清的知識和文化史，以及近現代的知識份子和東西文化問題研究，都集中了先生的學術成果。但余英時又不僅僅滿足於對學術界的貢獻，更是關注現實，啟廸後輩，鼓勵支持著在各地爭取個人權利的有志之士。

儘管誓言中國不放棄一黨專政就不回中國大陸，但對於中國的時政，甚至包括當下被嚴密鎮壓和審查的群體性事件，余英時始終抱持深切的關注和關切。雖然看不出中國現狀如何改變及何時改變，但余英時生前受訪時堅稱，相信目前的極權統治並不是鐵打的江山，因為存在著內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極權體系在短期內也許可以維持一種表面上的「穩定」，但是暗地裡卻在不斷弱化之中。

據香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透露，就在2021年6月24日，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最後一期，他因為悲憤給余英時寫了長信，連同最後一份《蘋果》寄去普林斯頓，並感謝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義的著作，並以一生之力去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余英時收到周的信後，手寫一書，傳真回復，並又在7月16日親自寄了信用空郵回復。手書中，余英時寫道：「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拳拳赤子心，字字箴言，情真意切。其實早在八年前，余英時就曾在香港發表《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一文，呼籲爭取特首普選，並指出，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無疑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手段。

學術界專業水準高的人物不止余英時一位，其之所以被稱為大師，被晚輩、公眾緬懷，因為除了其精湛的知識，還有更偉大的人格力量，其當下中國、對中共政權的過去、現狀和未來始終抱有深切的關懷，這對於無數的讀書人來說是莫大的鼓勵。

後來者何在

余英時著作良多、桃李滿天下，著有中、英著作59本，論文400餘篇，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份子之一。他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包括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軸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論，影響半世紀的全球漢學研究。無論從自我的精神世界，或者外在的期許仰慕，余先生已然成為中國的文化符號。他的逝去，令人不由得再次憂慮中華文脈的斷裂和延續。

余英時的學術研究，既受到錢穆當年深厚的國學訓練，又受到楊聯陞新史學的培養，可謂得到新文化語動新舊兩派的嫡傳。這對他以後能以同情之心來理解陳寅恪、方以智以及朱熹大有裨益。同時，他出入古今中西的學習經歷，也讓他得以嘗試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學術進行溝通對話，並由此建立起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典範」：既為中國傳統現代化開新路，也留下了無數的工作讓後人繼續：中國思想史的「內在理路」、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現代儒學的發展等等。

余英時曾對外界表示，中國共產黨不能代表中華文化。他甚至說，他不相信回到中國才有中國文化。由於余英時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中國大陸並非從一開始就打壓封殺先生，而是曾試圖以種種誘惑、榮譽、待遇，說服先生回去。只是余英時堅決不和中共打交道。有太多學者在共產黨掌權後就投靠共產黨。自由世界的學者倒過頭拍共產黨馬屁的，也多的不得了。而像余英時教授這種堅持中國老派知識份子風骨的學人，最令人敬佩，其學問能做到這個地步，為人能做到這個地步，以一己之力踐行「自由思想、獨立人格」，更是極其難得。

「在沒有胡適之的年代裡，至少我們可以讀余英時。」一度是1990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很流行的話。中國大陸最早出版余英時的書是1987年的《士與中國文化》，此書一度風靡，影響了大量中國讀書人。當時中國社會和思想界對古代中國文化和士大夫傳統多持批評態度，而余英時與錢穆先生類似，對傳統懷有「溫情」與「敬意」，對中國古代「士」持同情態度。先生曾指出，中國當下雖然有零散好的歷史研究著作，但整體來說，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史學危機。如今，余英時先生也遠去了，在這麼動盪、這麼變化的時代裡，留給我們的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

附: 余英時語錄:

• 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當報紙一樣的翻檢，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你們千萬不要誤信有些淺人的話，以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無法詳說）。
• 讀書的第一義是盡量求得客觀的認識，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創造力」，能「發前人所未發」。
• 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
• 我的意思是，中國文化現在不在中國。我不相信回到中國，才有中國文化。
• 我想，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不要盲目服從上面的權威。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人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給你點好東西，你就感激涕零，這就不太好了。人就應該量才適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麼環境，儘量做自己該做的事。
• 我因為受到新亞書院的人文教育影響，讀到這些古書，關於義的批評，我就更堅決相信我有一種責任。我作為一個知識人，應該注重社會批判，如果有不公平的地方，出來說話，那是義不容辭的。
• 六四是對我最大的刺激。 從前還不是原則上不回去，而是事實上不願意回去。 後來絕對是原則上絕不能回去。 絕對不能對這樣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援。
• （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了，不然下一個又來一個命令，你又做乖孫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後你不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 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甚麼就做甚麼，想說甚麼就說甚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
• 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