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結果出爐 強化多元文化政府仍需傾力

資料顯示，過去五年澳大利亞總人口數量增加了100萬左右，中文普通話依然是除英語以外的第一大語言；一半以上（51.5%）的澳大利亞人自己或至少一方父母出生在海外。換句話講，目前超過50%的澳大利亞居民是移民。不可否認的，澳大利亞這個多元文化社會已經成型。面對這樣的事實，澳大利亞政府是時候調整一系列的相對政策，以應對社會因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宗教而碰撞出來的若干議題了。

疫情期間的悄然變化

2021年人口普查統計了澳大利亞的2500多萬人（25422788人），這並不包括海外遊客。通過這次普查，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全澳的文化多樣性、家庭和移民等領域，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間的變化。除中文普通話仍是澳大利亞僅次於英語的第二大常用語言外，全國在家講中文普通話的人口超過68.5萬人，相較2016年的普查資料增長8萬多人。與此同時，在家中不講英文的澳大利亞人口數量也在過去五年間上升到至少550萬人。毋庸置疑，資料已經顯示澳大利亞是一個「快速變化、發展和文化多樣化的國家」。

澳大利亞作為一個老牌移民國家，自由寬容的多元文化環境是不少人選擇在這裡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多元的文化背景者也對澳大利亞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只是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種族主義使個人與國家之間本就複雜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澳大利亞的「白澳」政策早已結束若干年，但一場疫情讓反亞裔——特別是針對華人或被認為是華人的種族主義再次抬頭，種族歧視問題在疫情期間日益嚴重。恐華的媒體和政治言論導致澳大利亞「無法」完全接受和融合新華人移民。

頗具諷刺的是，儘管承受著新冠疫情帶來的輿論壓力和暴力威脅，與澳大利亞一般民眾相比，亞裔的態度及行為展現出他們更廣泛地支持政府公共衛生措施。從他們原籍國過去應對疫情的經驗知識來看，澳洲亞裔在許多方面已經完全接受了公共衛生政策，如戴口罩和接觸者追蹤措施。反而是「土著」的澳大利亞人在疫情初期對政府的種種限制政策嗤之以鼻甚至反抗不合作。

這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超過140萬澳大利亞華裔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為5.5%，屬於全國第五大族裔。如何更好地融合這部分人群，是政府必須思考的。從長期影響上這也有益於政府決策的貫徹實行，畢竟華裔群體在公共衛生資訊傳播上對政府往往抱持著高信任度。因此，華裔在政治、商業、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缺乏話語權的問題必須擺上桌面亟待解決。

系統性歧視一直都在

在澳大利亞，多元文化主義理念可以說已經滲透到了各個領域：聯邦政府在總理直接領導下設立了多元文化事務辦公室和土著人事務辦公室，專門協調政府高級部門之間的多元文化和土著人事務；若干介於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半官方機構民間團體，比如多元文化基金會、民族社團理事會，層出不窮的社會服務機構，比如多元文化社區中心、特殊廣播電視服務局等等，都在試圖踐行多元文化理念, 但知易行難。

少數族裔在澳洲主流的文化生活中仍然普遍處於邊緣化，或止於刻板印象。2016年關於電視劇多樣性的報告指出，「非盎格魯-凱爾特人背景的人在電視劇節目中的比例只略高於他們人口佔比的一半」，來自希臘或義大利等歐洲背景的人，以及來自亞洲、非洲或中東等非歐洲背景的人，其代表性明顯不足。這導致了一種形式上的不可見，在電視上，特別是在肥皂劇中，民眾的多樣性沒有被描繪出來。螢幕上的生活，與我們真實的生活出現了明顯的偏差。

此外，澳大利亞的政治機構至今未能反映出重大的人口變化：澳洲亞裔群體在聯邦和州議會中長期以來明顯話語權不足。這致使亞裔群體的利益和關切無法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得到實質性體現。在澳大利亞，亞裔當選議員存在很多障礙：其中包括近幾十年來移民法的修訂所帶來的有限的入籍途徑，這是當選議員的要求之一；而系統性歧視也是亞裔獲取政治領導權的另一個重大障礙。值得欣喜的是，變化也在醞釀，如2018年維多利亞州選舉和2019年聯邦政府選舉都高度體現出現面向澳洲華裔和印度裔候選人的選舉機會。只是我們希望變化的腳步更大一些。

落到實處而非喊口號

眾所周知，澳大利亞是一個高福利的社會。如今人口普查資料已經將多元文化的事實擺在政府面前，政府無法再逃避多元文化背景人士在連結社會服務方面的嚴重缺失。主流社會一直以來對老年群體的養老服務、殘疾人福利以及青少年需要的説明等極為重視，那麼讓來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人能夠在澳洲具有相同的使用政府服務的機會、享有平等的權利以追求更好的生活，也是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在一個如此重視人權的過度，就像每個人都有買房的權利一樣，政府也應該給予多元文化社區更多的財政支持和關注，把多元文化政策真正的落到實處，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喊口號的層面上。

2013 年引入的國家殘障保險計劃（NDIS）是澳大利亞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政策改革之一。然而，在 NDIS 時代，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擁有文化與語言多樣性（多元文化社區）背景的殘障人士參加 NDIS 的比率依然嚴重不足。按照NDIA的統計, 在 51萬NDIS計劃的參加者中, 只有9.2%有多元文化背景。與2021年人口51.5%為多元文化背景, 明顯地在推動多元文化社區參加這計劃, 遠遠落後主流社會。可以說, 擁有文化與語言多樣性背景的殘障人士及其家人往往面臨獲取服務難、服務品質差的問題，此時就急需政府主導將更多的資金、資源投入到多元文化社區，以在 NDIS 背景下為移民提供與他們的文化背景相適應的殘障服務。

新冠疫情，讓人們看到標榜多元的澳洲社會依舊存在種種不公平甚至種族主義關點，尤其是針對亞裔群體。只是在當今的澳洲，亞裔群體早已經成為了重要的組成部分，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此時，政府更需主動作為，為少數族裔社區投入相應的財力、人力等資源，以幫助多元文化社區發聲並享有和主流社會居民平等的權利，如此才能維護好澳洲數十年來建立起來的多元文化成果。

無法聯絡的一群

多元文化社區在社會及社區支援上受到忽視, 一直以來主流社會把責任都放在新移民未有主動融入社會之中, 對這一點我們不否認是事實, 但這是卻不是事實的全部, 而政府及主流社會也不能藉此推卸責任。

在大流行期間, 政府很快便發現多元文化社區之中, 感染新冠病毒及因此而死亡的比例, 比起在澳洲出生的一群, 超過兩倍以上。由於人命關天, 各州政府立時改變了態度, 額外撥調資源, 用各種方法, 聯繫多元文化社區, 讓他們明白防疫政策及後來推動的疫苗接種, 才算是稍稍回應了這缺口。

不過, 這也說明了主流社會在推行政策時, 假設多元文化社區會從主流媒體及社交平台接收到各種生活訊息, 並不是事實。就政府的廣告政策, 維州政府有5%的預算是用在多元文化社區之中, 已經是最高預算的一個州政府。不過2021年的人口調查, 已確定了多元文化社區並不是少眾而是佔多數的大眾,各級政府有必要重新訂定公共事務的宣傳策略, 不能繼續忽視多元文化的一群, 把收不到資訊的責任, 放在他們身上, 就算是交待過去。

多元文化要是成為社會內無法接觸及聯絡的一群, 哪麼政府施政就會舉步唯艱, 而且做成不公平, 長遠來說, 只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澳洲既然已發展成為多元文化國家, 是時候要調整社會的運作模式, 讓多元文化社區得到適當的支援, 把他們擁有的不同, 貢獻給整個社會。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