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薩琳·福爾比格的反轉人生

如今，一項調查發現對她的罪行存在合理的懷疑，新南威爾士州總檢察長向她發出了赦免令。6月5日，凱薩琳被無條件釋放。重見天日之時，凱薩琳和好友查普曼共進了晚餐——大蒜麵包和披薩，這麼簡單的快樂,凱薩琳20年來第一次享受到。

因日記淪為階下囚

凱薩琳來自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獵人谷。她在2003年入獄，經過持續7周的審判，陪審團認定，從1990年到1999年間，凱薩琳在沮喪情緒下殺死了她的4個孩子：卡列布（Caleb），19天，1990年（過失殺人）；派翠克（Patrick），8個月，1991年（謀殺）；莎拉（Sarah），10個月，1993年（謀殺）；蘿拉（Laura），19個月，1999年（謀殺）。而判定這些案件的基礎，是凱薩琳的日記。

夫妻二人接連失去四個孩子時都很傷心，卻一直都找不到死亡的真相，直到丈夫克雷格發現了凱薩琳的日記。當他看完這個日記之後，就將日記交給了警方，並聲稱是凱薩琳害死了4個孩子。由於沒有直接證據，澳洲警方求助英國兒科法醫顧問彼得·貝里教授的意見。貝里教授認為：「一個嬰兒猝死是悲劇，兩個是可疑的，三個那就是謀殺，除非有其他證據表明無罪。」有了彼得·貝里教授的結論，再加上當時四個孩子中，有三個是窒息死亡的，另一個大兒子雖然是癲癇死亡，但警方認為其癲癇發作也和窒息有直接關係。

凱薩琳的日記中清楚地記錄著：她因為照顧孩子壓力巨大，呈現出討厭孩子的情緒；孩子死亡後，她也沒有痛苦悲傷，而是異常冷靜。凱薩琳的父親布里頓（Thomas Britton）在她小時候殺害了她的母親。而在她的日記裡，凱薩琳寫道：「我顯然是我父親的女兒。」日記中的種種描述，都被警方認為是凱薩琳殺人的自白。由於案發時只有凱薩琳在場，沒有其他人，日記也成為了定罪的唯一證據。2003年10月24日，基於以上種種推測，凱薩琳被判40 年監禁，30 年不得假釋。2005年 2月17日，凱薩琳不服上訴，法院將她的刑期減為 30 年監禁，25 年不得假釋。

關於凱薩琳的日記，她的法律團隊的一名臨床心理醫生解釋說，她的語言與失去孩子的母親的想法和感覺一致，是一種悲傷反應。2018年，凱薩琳首次公開談論案件，對媒體表示，當她寫下這些日記的時候，總是在責怪自己，她把所有的事情都歸罪在自己。「我承擔了太多責任，因為做母親就是這樣。」

公正的法律程序

凱薩琳在2003年的審訊程序, 沒有很多人提出爭議。醫學專家在當時的看法, 孩子們死亡是隨機行為幾乎為零, 而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孩子帶有遺傳基因問題。加上凱薩琳日記中她表達的強烈罪疚感, 認為自己導致了孩子們的死亡,及她失去孩子後的情緒表現, 成為主控方建立她犯下罪行的最有力證據。

不過, 也有心理學家提出, 一個人內心懷有極大的罪疚感, 與他是否犯上罪行沒有必然關係, 更不定是因果關係。以凱薩琳在日記表達的罪疚感, 來推論她有犯罪行為, 是邏輯上的謬誤, 不過陪審員是否懂得這樣的邏輯關係, 又或是法官在引導裁決時, 是否覺得要澄清, 卻又不是陪審制度的要求。而且凱薩琳的法律團隊, 也從未指出這方面的問題。

還有的是心理學是行為科學, 並不是自然科學, 由於一個人的行為受著無數不相同的因素長時期所影響, 因此兩個人面對相同的處境, 行為反應可以截然不同。因此心理學的理論解釋性而不是絕對就個人行為可以作出預測。心理學的理性基礎, 並不導致結論的必然性。也因此同一個人的行為, 不同的心理學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在凱薩琳的審訊中, 不同的心理學家可以提出他們的看法, 便是法律程序上的公正。

還有的是, 今天特赦凱薩琳的科學法現, 在20年前並不為人所知。法庭上為她辯護的律師, 無法取用當時不知道的科學知識, 來作出辯論。而提出控告的一方, 卻是完全受到當時科學家的看法所影響。

可以說, 當時的審訊雖然是公正地進行, 但卻受制於當時知識及條件的限制, 無法作出今天認為是公正的判決。

基因突變恐為罪魁禍首

凱薩琳一直堅稱自己是無辜的——她的孩子們都死於嬰兒猝死綜合症。長期以來，凱薩琳在為自己上訴，但均被駁回，維持有罪判罰。凱薩琳的支持者一直在提交請願書，希望能重新審理案件。2015年，律師向法庭申請重審此案，稱沒有法醫病理學證據、屍體上也沒有跡象表明這些孩子被悶死或者以其他形式被殺害。迫於公眾的影響力，新南威爾士州最終還是同意了，經歷2次調查（第一次調查是從2019年開始的，第二次調查是在2022年11月開始的），科學家們對凱薩琳和她的四個孩子進行基因測序，試圖解釋孩子們死亡的原因。

2019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免疫學教授比努埃薩（Carola Vinuesa）的團隊發現，凱薩琳的兩個女兒莎拉和蘿拉從母親身上繼承了一種新的罕見的基因突變，變體位於叫CALM2的基因，其可能造成心源性猝死，再加上當時莎拉有呼吸道感染，蘿拉有心肌炎，感染更容易引發意外死亡。

一個丹麥的科學家團隊亦發現，凱薩琳身上的基因突變和其他已知同類變體同樣具有嚴重的影響，而後者常常引起心臟驟停、猝死，在幼兒熟睡時也可能發生。科學家認為變體很有可能促成了兩個女幼兒的自然死亡。而兩名男幼兒的BSN基因中也有兩種致命的罕見變體。BSN基因在小鼠實驗中能引起致命性癲癇。事實上，派翠克就是癲癇導致死亡的。這一連串的基因發現，和2015年的科學發現吻合。當時，墨爾本法醫病理學家科德納（Stephen Cordner）教授重新研究了驗屍過程，認為沒有法醫病理學證據證明孩子們是被謀殺或被悶死。2018年，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奧德（Matthew Orde）教授也支持了科德納的觀點。

2021年3月初，考慮到這個案件中存在的科學和醫學證據，90名科學家（目前已有150餘名科學家）聯名倡議，向新南威爾士州州長發起請願，請求赦免並立即釋放福爾比格。他們中有兩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兩名澳大利亞年度人物獎獲得者。還有一位是前首席科學家和澳大利亞科學院院長約翰·沙恩（John Shine）教授，他們都認為凱薩琳是被冤枉的，應該被釋放。

科學與法律之爭

回溯凱薩琳的悲慘童年，在她2周歲前她的生父殺害了她的母親，之後她便輾轉到了寄養家庭和收容所，好不容易長大20歲時得到婚姻, 建立自己的家庭。但4個孩子卻在10年多內相繼死亡——沒有一個孩子活過了兩周歲。由於自己因為是最先發現遺體之人，且當時判定子女自然死亡可能性低，凱薩琳因此被冠上「狠心連環殺人兇手」之名。近日，凱薩琳將自己的獲釋稱為「科學和真理的勝利」。凱薩琳稱在過去的20年裡她一直思念她的孩子，為她的孩子感到悲傷。

在當年的審判中，判定蘿拉死因不明的醫生亞倫·卡拉（Allan Cala）作證說，從未見過一個家庭中的四個孩子接連死去。一名檢察官在結辯陳詞中說：「在醫學史上，從未有過像這樣的案件。」而隨著科學的發展，頂尖的醫學專家給出了解釋：四個孩子的猝死很有可能是基因突變導致，而非人為造成。醫學和科學的證據開始指向另一個方向，無法被忽略。

凱薩琳的律師2015年基於法醫病理學證據不足申請重審此案，而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拖延了三年多。2019年，面對數次申訴，法院終於進行了一次調查，法官堅決地否認該案存在合理懷疑的空間，始終依賴旁證和她日記中的模糊記錄。而2022年末調查再度重啟——隨著多國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出現，澳大利亞的司法系統處境尷尬。《紐約時報》評論稱，這是世界頂尖醫學家與澳大利亞鮮少推翻判決的司法體制之間的對決。

目前，凱薩琳被特赦釋放，並不代表她是無罪的。如果要推翻自己的定罪，她還需要繼續上訴，如果罪罰被推翻，凱薩琳可以索取巨額賠償。1982年，林迪·張伯倫也是被誤判的，當時她九歲的孩子被野狗吃了，但被警方認為是她殺的。在1992年，她因為誤判獲得了130萬澳元賠償。相比較，凱薩琳的刑罰嚴重得多，如果獲勝，獲得的賠償將遠遠超130萬澳元，以彌補她「失去的20年」，而她的案子也將會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最嚴重的誤判。由於法律的滯後性、技術和人的認知的限制,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制度而言,冤假錯案都可能發生。關鍵在於如何盡可能地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並真正做到「有錯必糾」。冤案已發生，批評和反思固然重要，然而最為緊迫的任務卻是洗冤。制度留下了容許矯正歷史錯誤的空間，或許這還是西方法律的魅力所在。

凱薩琳案件的發展和學習

雖然澳洲人大都同情凱薩琳的不幸遭遇, 而她自己也表示心中沒有怨恨, 不過技術上她仍是被定罪的人。相信澳洲法院在不久會對案件作出重新審訊, 在法律上澄清凱薩琳是否無辜, 而且只有這樣做, 凱薩琳才能就失去的自由和所受到的創傷, 獲取賠償。但說到底, 任何的金錢賠償, 都無法彌補一個人20年失去自由,並被指控為殺害自己多個孩子的兇手的心靈創傷。如何避免這情況再次出現, 成為了關注。

有指出澳洲要對一些長期受監禁而當事人拒絕認罪的罪犯, 作出更多瞭解及重新檢視案件的機制, 以期避免寃假錯案被忽略,相信凱薩琳個案會加快這方面的發展吧。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