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族裔的力量

畢竟這一年註定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一年年，包括美國、俄羅斯、英國等在內的重要國家上演「選舉大戲」，這一系列的選舉都正在為2024年以及未來的國際政治局勢添加更多不確定因素。處於變局之中，澳大利亞如何自處，也是一個令政客頭痛的難題。

英法大選有想像之中 意料之外

在過去幾天，三個國家的選舉結果引起全球關注。7月4日，凱爾·斯塔默領導的英國工黨以壓倒性勝利，戰勝連續14年執政的保守黨，贏得執政地位。一天之後，被視作伊朗改革派的馬蘇德·佩澤希齊揚在第二輪總統選舉投票中，出乎意料擊敗強硬派前核談判代表賽義德·賈利利當選，不僅以一己之力，從一眾保守派候選人中脫穎而出，還在最後的選舉中，獲得1638萬張選票，贏得53.6%選民支持，讓不少預測賈利利能夠躺贏的觀察家跌破眼鏡。

伊朗選後第二天，法國議會第二輪投票結果出爐。在首輪投票中佔盡風頭的極右翼國民聯盟，落入議席第三位的尷尬景象，令黨魁勒龐對傳統左、右和中間派政黨的棄保操作大加鞭笞。不過人算不如天算，法國總統馬克龍擋住了國民聯盟，卻沒擋住選舉前臨時拼湊的左翼聯盟，後者贏得了最多議席，早先預測的懸峙議會成真，無疑強化了馬克龍任期剩餘時間的跛腳狀態。

四天內的三場選舉，如果能用什麼詞概括其特點與輿情蘊意的話，應當是斯塔默的競選口號：改變。英國工黨重奪失去了14年的執政權，這在歐洲大陸呈現向右轉的趨勢下，顯得格外突出。而法國也並未出現一開始預測的勒龐可以輕鬆贏得勝利，只是「國民聯盟」在議會的席次還是比過去大增，如果不是梅郎雄領導的左翼聯盟和馬克龍領導的中間聯盟攜手，採取「棄保策略」，即在上百個選區主動放棄自己的候選人以避免自相殘殺，「國民聯盟」很可能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奪得組閣權。

英法大選雖然沒有依舊是左派佔據了上風，但不可否認的是，近幾年由於不滿國內的移民政策，以及在俄烏戰爭發生後，極右勢力在一些國家迅速崛起。歐洲極右翼的崛起，更多表現在前不久舉行的歐洲議會的選舉上。很多選民抱著「變未必有好的結果，不變則越來越糟」的心理，做出不同以往的選擇，要求政治組織與政治家，在面對亟待變革的社會時，不能無動於衷。

澳大利亞無法獨自安好

雖然澳大利亞在地緣位置上於國際形勢中佔有先機，但是在高度網路交互化的當今，任何國家政壇的風吹草動以及意識形態的變化走向都有可能影響澳大利亞國內的政治形勢。反觀澳洲政壇，近來最為火熱的一條政治新聞就是工黨參議員佩曼已經辭去外交、國防和貿易聯合常務委員會和立法委員會的職務。西澳參議員佩曼是澳大利亞首位戴伊斯蘭頭巾的國會議員，在本月早前發表的講話中提到「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後，一直面臨辭職壓力。

這個口號被一些猶太社區視為呼籲毀滅以色列，而很多巴勒斯坦人則認為這是對自由的呼籲。該口號被視為呼籲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這與澳大利亞工黨支持中東兩國解決方案的政策背道而馳。工黨綱領表示支持「承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安全和公認的邊界內作為兩個國家共存的權利」並「呼籲澳大利亞政府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國家」。今年年初，南非已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指控以色列在加沙進行種族滅絕，以色列強烈否認這項指控。本案正在審理中。

針對佩曼的辭職，阿爾巴尼斯對她關於在黨內論壇內表達擔憂的管道已經「用盡」的言論提出反駁。總理承認，這位來自西澳的參議員有權退出工黨，但他補充，佩曼參議員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在黨團會議上對中東或其他任何事情發表任何評論。佩曼回應，她曾嘗試通過黨內程式以及與阿爾巴尼斯和高級部長直接對話來表達自己的擔憂，但她認為，在提交黨團會議進行正式批准時，決定「已經做出」。在黨內就這一問題進行宣傳的「工黨巴勒斯坦之友」組織站出來支援佩曼的觀點，認為她真實地代表了許多普通工黨黨員的觀點。

工黨內部因以哈衝突而關係緊張並不是新鮮事。伊斯蘭教徒、前排議員胡錫克早前將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描述為「集體懲罰」，而猶太後排議員伯恩斯則公開反對澳洲在本月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對於佩曼的離職，「工黨巴勒斯坦之友」發表聲明，表示數千名澳大利亞工黨普通黨員、工會成員和工黨支持者深感失望。

多元主義要確保少數族裔的聲音被聽到

澳大利亞一直自稱是世俗化的社會，在立法政策上也力推多元文化主義，但在社會文化上普遍還是模糊地保留了基督教的身份。所以當穆斯林社區在具體的問題上發聲時，即便是符合「澳大利亞價值觀」，依然會有引發以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爲主流的政客對於穆斯林在澳大利亞社會中的地位的憂慮。身處21世紀，更爲複雜的國際形勢之中，澳大利亞的媒體和政治上層階級必須要克服自身的伊斯蘭恐懼症。

佩曼辭職後，有媒體稱她加入「穆斯林投票」組織，她立即進行了駁斥，並對將她的離開純粹是由於她的宗教信仰的說法予以駁斥。畢竟宗教是個人的選擇，自己堅守，但並不把自身的宗教觀點強加於人，在尊重彼此不同的情境下發表各自的關點看法，纔是多元文化的應有之義。佩曼辭去工黨當黨籍後，成爲議會中的獨立參議員。只是右翼政界人士依舊警告，佩曼的行動可能會培養一個新的「穆斯林政黨」，並威脅澳大利亞的「社會凝聚力」。

總理阿爾巴尼斯顯然不認同這種說法，表示各政黨應保持社會團結，他本人不認為也不希望澳洲走上以信仰為基礎的政黨之路，因為這確實將破壞社會凝聚力。當然，佩曼的退出以及一個名叫「穆斯林投票」的新運動將支持反對工黨的候選人的言論，著實引發了工黨的內部擔憂，畢竟工黨的一些穆斯林人口眾多的席位在下次選舉中很有可能因此會變得脆弱。畢竟在剛剛塵埃落定的英國大選中，儘管斯塔默領導的工黨贏得了壓倒性多數，但也輸掉了四個席位給明確支持巴勒斯坦的獨立候選人。

可以說，澳大利亞的人口在民族和種族方面比英國和美國更加多樣化，但當涉及到議會構成時，情況卻有所不同。如果社區中的少數族裔群體不能被包含其中，他們的聲音如何被聽見，只是被理所當然的代表了罷。畢竟，如今非白人澳大利亞人參與選舉的障礙仍有很多，而且多種多樣，兩個主要政黨都需要很大的意願才能消除這些障礙。澳大利亞的主要政黨必須認真思考文化多樣性，真正地投入時間經歷解決這個問題，否則這些以為「高枕無憂」的政客們很可能在未來的選舉中被當下忽視少數族裔群體的後坐力反噬，到時為時晚矣。

華人社區又如何?

除了近年來到澳洲的港人移民,或是新彊及西藏人(他們都被中國政府視為華人,Chinese)外, 極少數華人會對政治, 特別是對自己身處的澳洲這國家及地方上的政治感到興趣,會關心、投身、及參與的華人並不太多。要是比較關心的一群, 很多人都會是因為不知不覺間成為了華人社區領袖, 因此而接觸主流社會的政治為多。這些華人由於所接觸的社群, 都對主流社會不感興趣, 因此很少能動員更大的社區, 成為參政的實力及本錢。也因為如此,不少從政者都會扮演主流社會與華人社區之間的橋樑為賣點, 盼望能得到主流政黨領袖的肯定。

因為如此, 這些從政者很少會把華人社區的大問題, 帶到政黨去, 要求政黨回應。像佩曼這樣公開與自己參加的政黨對著幹的情況, 極少有機會發生。在新州的黃肇強醫生一直是自由黨資深黨員, 努力嘗試在韓珍成立一國黨時, 要求自由黨強硬否定一國黨歧視少數族立場, 未能得到支持, 而組成以少數族裔利益為中心的團結黨。他其後在1998年聯邦選舉中, 帶領團結黨參與, 未能取得議席, 但卻顯示出,少數族裔若能組成政黨, 在澳洲政治架構中, 是可以有一定的影響力。其後, 黃肇強在1999年以團結黨自己參選新州參議院選舉, 成為了參議員, 一直到2007年, 更確定了少數族裔及華裔的政治力量, 不能被忽視。

當然,華人參政要成為執政黨或反對黨的機會極微。但過去二、三十年, 兩大政黨在聯邦或州選舉中, 經常都未能取得多數議席, 組成多數派政府。在這情況下, 華人社區確實是可以有機會, 推選代表成為像獨立議員一般, 對執政或反對黨擴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

不過, 現時華人從政者, 多以依附主流政黨方式來投身政治, 自然就會避開華人為中心的議程。但佩曼的個案, 相信對不少華人打算從政者來說, 會帶來更大的思考。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