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政從商背後推動力是錢作怪？

棄政從商背後推動力是錢作怪？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網站截圖

一月，前新州州長白賴德（Mike Baird）以家庭理由宣佈辭去州長職務，震驚澳洲政壇。三月，澳洲國民銀行（NAB）首席執行官索伯恩（Andrew Thorburn）在一份聲明中宣告，白賴德將加入NAB，並在四月中旬開始擔任該行的首席客戶官一職。據悉，白賴德這次是重返銀行業，從政之前他曾在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和匯豐銀行（HSBC）的國內分支工作。「棄政從商」在現今社會很普遍，從政是為市民服務，從商則是為公司出發。兩者看似毫無關係，背後利益衝突嫌疑不由得讓人懷疑。

棄政從商現象可追溯到春秋時期？

由政客變商人，浪漫一點可以說是政客厭倦了政治遊戲，想尋求另一種安逸的生活。其實在早在春秋末期，大政治家范蠡堪稱中國棄政從商第一人。當時的他與文種輔佐越國勾踐，歷經臥薪嘗膽，最後滅掉了吳國，一雪會稽之恥。功成名就之後，他深知勾踐是一個能同患難而不可同富貴之人，於是急流勇退，辭官經商。三次散盡家財，又三次重新發家。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從范蠡故事可證明棄政從商有久遠的歷史，然而范蠡棄政的原因是看破與君主之間的關係，心淡之際辭官經商，放棄官職有一萬個理由，而范蠡緊是一萬個理由其中之一。辭官的不同出法點可決定他們日後對事業的態度。有人覺得當官只是領取一份俸祿，工作量多，做不好少不免惹來市民的責罵，壓力固然是大，自然是不討好；從商則不同，收入掌握在手中，不用顧忌旁人的目光。像范蠡，他顯然不是因利而辭官，在三次三次散盡家財後都重新起家，可謂是有骨氣之人。

還有誰棄政從商？

棄政從商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2014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身邊有一名親信要棄政從商，消息傳出，輿論一片嘩然，德國反腐組織透明國際甚至認為，這是政界道德的墮落。事情追溯到2013年下旬在政府組閣時傳出消息，原總理府主任普法拉（Ronald Pofalla）不參與新政府工作，除國會議員工作，他辭退了所有政治職務。普法拉自稱要多一些時間顧及個人生活，組織家庭，稍事休整後進軍經濟界。事件公布三週多後，德新社得到消息，普法拉會到德國鐵路擔任理事，主管與政界的聯繫，包括與歐盟的交涉工作。

對於普法拉辭去官位後立即投入商界，有政治家認為，議員的工作需要100%的投入，對普法拉一腳經商，一腳參政的做法表示質疑，甚至提出要他放棄國會議員的資格。對普法拉個人來說，轉入德鐵倒是一樁盈利的買賣，對他來說可是經過一番權衡，一來年薪130-180萬歐元，收入比當部長豐厚；二來可以有時間享受私人生活，而當政界要人沒有這個可能；三來，對於德鐵這個100%的國家企業來說，有他與政界鋪路搭橋，那是最好不過的選擇。這同樣可應用於白賴德是次事件上，從商往往是能比從政得到的要多。在其他地方當然也有同樣的事情：

在中國，三十年前因國家改革開放的成效顯著，做官的吸引力下降，許多官員從此下海經商，其中有不少人成為商業巨頭，中國首富王健林，就是當年的官員。現時中國政府強調「反貪腐」，公職變得無利可圖，公務員離職下海趨勢高企。

在台灣，現任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因有企業主動邀約，在2017年初便向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口頭請辭政策會執行長一職，他將在明年2月接任台灣上市公司「淳安電子」董事長一職，屆時將正式辭去政策會執行長一職。去年蔡英文一上台，國民黨黨產爭議不段，國民黨時值黨魁改選前夕、黨內茶壺風暴再起等敏感時機，在黨最困難的時候蔡正元辭職可看成明哲保身，還未到最壞時退居前線，投入相對安隱的商業世界。

棄政從商不是好現象？

前新州州長白賴德在2007年贏得曼利議席，開始在政界平步青雲，於2014年成為省長。但他在今年一月初突然辭職離開政壇，急流勇退，非常不尋常，接著下個月使被任命為銀行的首席客戶官，兩者之間很大可能存在利益輸送。我們知道白賴德之前有多年銀行經驗，仔細想想他有了豐富的政治經驗，辭官後有這麼多的職業不選，偏偏是商呢？而且還是高職位。三月初索伯恩宣布三名新聘任的高管，其中便有白賴德，預計四月中旬開始重操舊業，且三名新高管都將加入國民銀行的10人行政決策組，直接隸屬首席執行官索伯恩。

從政背景的人由於掌握的社會資源佔有優勢，成為獲利最多的一群人。索伯恩稱白賴德在政府領導經濟和財務改革的經驗，將為銀行帶來好處; 並讚揚白賴德的領導能力與果斷，可有助國民銀行建立與社區和客戶的關係。那是不是可以看成：索伯恩看中了白賴德的資源，以金錢利誘換取銀行的長遠經濟效益？投資到白賴德身上，換到可觀收入，無疑是很吸引的交易，大家都是各取所需罷了。

辭官下海者中，不僅有將到退休年齡的官員，更有“年富力强”者，有事業正火前途有望者。棄官從商者不能說都有問題，但有些人玩的是「期權腐敗」，在任時幫人忙離任後再去收穫，有些人搞的是洗錢妙招，辭職是為了把在任時的不正當收益化為合法等等，這種不正常現象早已經不是秘密。然而，現實生活中，一些官員辭職既沒有冷凍，也沒有規避行業，棄官從商仍然是權力尋租的重要途徑，它說明在經濟社會轉型時期，權力和市場之間的曖昧關係仍然太多，市場中還存在著讓這種權力轉化為金錢的土壤。

再談棄政從商現象，現時有否規管呢？ 澳洲的情況略有不同，州長是人民選出來，不像香港官員照年資排隊晉升，由於長期在政府機關工作太熟悉內部運作，香港首長級公務員非因退休而離開政府須事先取得審批當局批准才可從事外間工 作 。當局訂定基本的最低禁制期安排，期間當局不會批准首長級公務員在商業機構工作 。規管機制的目的是確保退休公務員離職後從事的外間工作，不會涉及不恰當行為，例如利益衝突、讓政府尷尬等。按照港府政策，香港退休高官再就業的禁制期從6個月至12個月；而管制期則從2年至3年。其實澳洲公職人員理應有離職後去向規管，即上面提到的「禁制期」，以避免利益衝突之嫌。

結語

官員任期滿後，不想繼續當官的，大部分都轉戰商界，我們可以理解以前當官所累積下來的人脈資源可在新職場上大放異彩，亦有可能是他們真的厭倦了政治的權力鬥爭，而從商或許是他們唯一的出路。但無論怎樣，辭職後立即宣佈加入商業公司，就算背後有什麼苦衷，在旁人眼裡看起來，利益之嫌是擺脫不了，更加讓人覺得當官者全都是「向錢看」。我們不能干預他們退出政壇後的每一步，但如若要擺脫嫌疑，最有效的方法是政府立法要求官員在離開政壇後若干年內不得從事任何活動商業活動，為退任官員設立「冷靜期」，給市民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