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大學變革勢在必行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意識到，這種承諾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他們很難從中受益。特別是隨著大學學費逐年上漲，澳洲青年人想繼續追求高等教育的壓力越來越大。日前，墨爾本大學校長鄧肯·馬斯克爾與綠黨和學生會共同呼籲實現高等教育免費，引發熱議。

錯過的福利

20世紀50年代英聯邦國家發起可倫坡計劃，旨在通過以資金和技術援助、教育及培訓計劃等形式的國際合作，替亞太地區欠發達的國家培養專業人才的一個計劃，它是世界上第一批援助計劃之一。在這個計劃之下，大量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國家留學生赴澳留學，那個時候的留學生，是不需要承擔學費壓力的。1974年，澳大利亞時任總理惠特拉姆領導的聯邦政府宣佈實施高等教育免費政策，推出了高等教育援助計劃，為低收入家庭子女掃清了教育道路上的經濟障礙，極大地促進了教育公平。馬斯克爾校長拿自己現身說法，表示自己是當年免費大學教育的受益者，因為他工人階級的背景，如果被要求貸款，就很有可能上不成大學。

1979年澳洲政府實施海外學生收費計劃，1986年1月開始對海外學生收取全額學費。這個時候，澳洲的留學產業正式從援助計劃變成了一個掙錢的產業了。但是因為當時的學費低廉，而且政府歡迎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們移民，所以引發了早期的澳洲自費留學熱潮。也是在那個年代，澳洲的留學生數量開始迅速增長。而對本國學生，1998年，時任總理霍華德推出了青年津貼，為求學、求職的年輕人提供財政支援。津貼簡化了援助方式，減少了年輕人的經濟壓力。這項制度在當時頗受歡迎。截至2003年，該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大學生獲得過青年津貼。不過，津貼的漲幅極低，追不上大學學費和生活成本的攀升幅度。

總的來說，澳洲政府以前提供比較寬鬆的政策，使得澳洲居民可以享受到比較低的大學學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越來越緊縮，澳洲居民享受到的優惠也越來越少。現在，政府收緊了對大學的資金補助規定，多數大學的學費開始不斷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澳洲居民上大學付出的費用也比過去增加了不少。此外，許多澳洲大學為了吸引更多的國際學生和留學生，開始降低國際學生的學費，導致國際生佔據了大學招生名額的很大比例。這種情況下，澳洲居民需要與更多的留學生競爭，這也加大了他們上大學的負擔。

為什麼要上大學

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是我們獲得知識、技能和能力以實現職業成功和獨立的方式之一。教育的公平分配，有利於創建包容和公平的社會。澳洲在上個世紀推行大學免費一段時間後，於1980年代後期重新引入大學學費和HECS學生貸款，這並沒有解決讓更多來自貧困和弱勢背景的學生能夠進入大學的問題。現任澳洲教育部長傑森·克萊爾已明確表示，在當前對高等教育的審查中，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讓大學解決獲得學位的弱勢背景人數較少的問題。

大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出合格的畢業生，進入社會參與到各種有價值的工作中。然而，澳洲就業市場變得非常競爭，企業越來越趨於雇用經驗豐富的員工，這對新畢業生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澳洲居民需要通過更高的學歷來提高他們就業的機會，這也為他們增加了上大學的負擔。除了大學學費外，澳洲居民還需要承擔住宿費用、食品費用、教材費用以及其他日常開支，這些費用增加也會給澳洲居民帶來更大的負擔。但如果我們能夠將眼光放長遠，將高等教育產業不單單看成是一個創造財政收益的產業，而是全社會為未來培養人才儲備的長遠投資，自然會有不同的認知。

澳洲是個高稅負的國家。即便一個人稅前收入10萬元，稅後可能也就剩7萬元。掙得越多，交的稅也就越多。那麼身負高額學生貸款的畢業生即便選擇了一份高薪工資，在繳稅和還款後剩餘的可支配收入也是十分少的了，相比較不如選擇一份收費更少甚至免費的職業教育，而不必進入社會後還時刻擔負還款的巨額壓力。而一旦政府推行大學免費，學生可以更自由地選擇自己希望選擇的科目，而不需因為未來可期的巨額債務負擔而選擇不上大學。短期看，政府需要加大投入，重新分配財政支出；但從長遠看，國內擁有更多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所帶來的未來積極收入影響將很容易超過成本，畢竟人才資本往往是無價的。

改革勢在必行

大學本科教育再度免費，這聽上去似乎是一個瘋狂的想法，但在全球範圍內這一想法並不激進，澳大利亞已遠遠落後於世界許多國家。去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做的一份分析顯示，澳大利亞大學生每年的平均費用約為5千美元；而法國、比利時和德國大學的年平均費用不到250美元；丹麥、芬蘭、挪威、瑞典、智利、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土耳其都向居民提供免費教育；而澳洲的鄰居新西蘭，則是第一年免費。可見澳洲學生面臨的學費壓力在發達國家中也是名副其實的「第一梯隊」。如果算上通貨膨脹因素，難怪全國學生聯合會呼籲實行免費教育。

當然，上大學不是所有澳洲居民的選擇。有一些職業並不需要高學歷，而是需要具備實踐經驗和技能。因此，對於這些澳洲居民來說，上大學是否免費並不是他們生活的關鍵。澳洲政府也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將更多的資金和資源投入到職業技能培訓中，以滿足未來就業市場的需求。本年度，澳大利亞將提供18萬個免費的職業教育及培訓（TAFE）名額。這些免費課程是州政府和聯邦政府聯合措施的一部分，包括護理、技術、酒店和建築等行業被設定為教育的優先領域。只是職業教育畢竟不同於高等教育，人口受教育水準是衡量國家人力資本存量的重要方面，也是反映社會發展程度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以教育和科技進步來增加人力資本，是任何一個負責任政府必然選擇的通道。

資料顯示，2018-19年度，澳大利亞大學教育支出佔GDP的比例下降至0.65%。這個數位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38 個國家的平均支出 0.9%。而剛剛過去的三年新冠疫情更是對澳洲大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從2020年澳大利亞大學對國際學生關閉邊境的那一刻起，它就讓澳大利亞大學陷入了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最大危機。高等教育資金嚴重不足，行業嚴重依賴於國際學生創收。這絕對是不可持續的。而如今，隨著生活成本已經迅速上漲，大學教育成本的提高可能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因學費過高而無法獲得大學學位。政府最近的估計表明，到了 2025 年，52% 的工作將需要學位。最糟糕的情形是，獲得學位的花銷將成為獲得學位的障礙，而進一步擴大社會上的貧富差距。若政府不想看到這一幕的發生，現在必須拿出有效舉措去遏制形勢的再度惡化。

對大學教育社會定位的改變

大學改革需要從大學教育的社會定位出發, 明顯需要社會共識, 因此政黨要拿出一套適切今天社會的看法。維州政府剛提供免費的3歲幼兒教育, 用以協助雙職工的家庭, 得到社會的認可, 因為昂貴的幼兒教育, 大大降低了低收入的女性工人的工作意欲。同樣, 在引入大學收費時,社會期許讀大學者的較高收入回報, 在今天澳洲似乎已欠缺說服力。

由於大學畢業生在畢業最初數年間收入並不太高,而因讀大學而欠政府的債項卻無法在畢業後數年間還清。對女性來說, 進入結婚生兒育女階段, 已經是對事業發展的打擊, 到兒女稍為長大重投工作時, 不少已欠缺競爭能力。而欠政府的學債卻隨通貨膨脹而增大, 令到她們感受不到大學教育帶來的優勢。再加上科技及社會的發展, 不少人都要在畢業10年左右進修另一個學位, 來維持在工作上的優勢, 或是再修讀另一個學位來改變職業發展, 亦即是要再一次投資來為自己增值。不少人已開始明白, 修讀大學是持續的投資, 而不是個人的資產。

當社會改變了對大學教育的期盼, 有多少人願意為自己進行這樣的投資, 都會從實質收益去考量。政府若跟不上社會觀念的改變, 就會令到大學教育成為一個高投入,低產出的項目, 結果是大部份都不願意去投資, 或是有不少人只從政府取得貸款讀書, 而不打算清還債項。到最後, 大學貸款只會出現大量壞帳, 由政府承擔損失。

今天, 這已暴露成為這制度的問題。大相當程度的大學貸款, 相信是不能收回。長此下去, 澳大利亞的大學教育糸統將會陷於混亂和失效,現時相信是社會要進行改革的時候了。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