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航升艙門持續發酵

最近一次就此事受訪時，阿爾巴尼斯堅稱個人從未要求澳航（Qantas）機位升級，但他未有排除他的職員曾經作出要求的可能。澳洲政府正面臨終止聯邦議員和公職人員乘坐由納稅人出資的澳航航班的壓力。

事件仍在發酵

目前，有關政客及其機票福利的辯論已經進行了數日，本週一，國會復會，聯邦議員們重新返回坎培拉參加議會。阿爾巴尼斯被迫為其對透明度的承諾護航，特別是其在出任運輸部長時獲機艙升級的特別待遇，會否影響他拒絕卡塔爾航空（Qatar Airways）增加來往澳洲航線的決定，預計會受到參議院估算委員會窮追猛打。畢竟，如果有其他航空公司加入增加航線，澳洲人在有關機票減價方面獲益。

從2009年到2013年，阿爾巴尼斯的身影頻繁出現在歐洲和美國的航班上，從經濟艙到商務艙的免費升艙，為他帶來了不菲的額外價值。舉個例子，阿爾巴尼斯算是從墨爾本到洛杉磯航線的大熟人：他常坐的商務艙票價約為15,843澳元，而經濟艙僅為1,458澳元，價格相差近11倍。總理受到批評，指與該航空公司前總裁喬伊斯的密切關係，可能影響他在擔任運輸部長期間對該行業的決策。不過，他強調，去年呼籲阻止卡塔爾航空將其在澳洲的航班數量增加一倍的要求，以支持澳洲航空等現有供應商，是由現任運輸部長金嘉芙蓮（Catherine King）提出的。同時，阿爾巴尼斯表示，堅稱他個人從未要求澳航機位升級，之前獲澳航提供價值數萬元的機位升級是免費，並且沒有附帶條件。

儘管總理堅信清者自清，但事件仍在發酵。本週一繼續有議員要求澳航撤銷其主席貴賓室會籍。代表西澳聯邦選區Curtin獨立議員錢妮（Kate Chaney）週一去信澳航，要求取消主席貴賓室會籍。同為聯邦獨立議員，代表雪梨Wentworth選區的斯彭德（Allegra Spender）就呼籲，所有議員對機位升級的著數說不。同時，澳航競爭者維珍亦發聲，儘管有規定政界人士及其工作人員應選擇票價更便宜的航班，但90%以上政客仍選擇票價可能更貴的澳航航班。維珍航空稱，他們對澳航的偏愛使納稅人每年額外損失了數千萬澳元。這不能不讓人質疑為什麼政客選擇澳航的原因。政客要為選民負責，若一旦接受了遊說團體或既得利益者提供的任何禮物、任何形式的招待，就容易產生利益關聯，影響決策，進而損害公眾利益，從而影響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不是總理的個人問題

雖然事件是因為總理的情況被媒體曝光引起,但這卻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澳航在各大機場設立的「主席廳」(Chairman’s Lounge)提供給澳航主席特邀請的客人, 各種高級休息環境、免費餐飲、及商務支援服務, 更延伸成為一個特權階級可以互相交流的社交環境, 其中有不少是商界領袖及社會中具備影響力人仕, 卻是免費邀請政客參加。現時澳洲議會227名議員中, 有超過90%現時或曾經是它的成員, 更有議員們的配偶及子女也被邀請成為會員。

這一個「權」與「貴」的圈子,就通過大家都需要乘坐飛機, 在等候時可以藉著澳航的「主席廳」而提供了極大的人際網絡建立途徑。這與航空公司提供給常常使用服務的賓客的Qantas Club澳航會不一樣, 因為邀請是由航空公司提供,而不是通過定下的規則,向所有人開放。明顯地, 這是一個不公開的「私人」網絡,可以說是「權」與「貴」因著航空服務的需要而形成的非正式網絡。

最重要的問題是,澳洲政府應該容許這一個網絡嗎?澳洲的政客們, 應該加入這一個網絡嗎?

亟需提高透明度

其實，政客獲得額外待遇並不罕見。澳洲國會指引要求所有民選議員申報價值超過 300 元的禮物，包括送給其家庭成員。据披露，阿爾巴尼斯出任總理後接受的音樂會和體育賽事門票，比他三位前任的總和還多。出於對音樂的興趣，阿爾巴尼斯自2022 年當選以來已申報十場音樂會門票。在野兩黨聯盟領袖達頓的社交行程同樣塞滿，他在同一時期收到21 份體育賽事的通行證，從板球賽到各種全國欖球聯盟 NRL 比賽。顯然，一些議員的申報比其他人更謹慎，索頓僅在 2016 年至 2019 年出任在野工黨領袖期間，就申報過99 次酒店房升級。

那麼民意如何呢？《衛報》最近一次對1131名選民進行問卷調查，人們被問到「很多澳洲政客獲得很多特別活動門票和福利」，他們是否應該接受還是拒絕。大部分澳洲人認為政客不應該接受優惠或者福利，不贊成政客參加大型音樂會（63% 比 23%）、接受免費航班升艙（61%比 26%）、參加墨爾本杯和總決賽等大型體育賽事（59% 比 27%）以及使用 VIP航空公司休息室（58% 比28%）。大約七分之一的受訪者（14%）「不確定」政客是否應該接受這些。工黨選民支持向政客接受贈送禮物的可能性略高，大約三分之一（32%）的人支持升級航班，而聯盟黨支持者的這一比例為 27%。獨立人士和小黨派的支持者尤其反對，只有 18% 的人同意政客應該進行航班升級。

澳洲反貪污組織「澳洲透明國際」行政總摩爾也表示，雖然披露禮物是積極的一步，但「透明度還不夠」。畢竟，更根本的問題是商業機構的作用以及像澳航這樣的許多大企業與政客之間的親密關係。如果這影響政府決策，那將成為更大的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關係將如何影響澳洲的聯邦政治。公開、透明是公信力的保障，一旦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大幅下降，民主的基石則受到了撼動。特別是目前數百萬澳洲人的處境相當艱難，他們期望在這場負擔能力危機中，政治階層能夠展現出一些自由主義的同情心，而非由於政客擁有公眾無法享受的特權而帶來的「額外的刺痛」。

制度改革刻不容緩

作為國家公僕，政客們享受著由普通納稅人無法企及的特權，嚴重背離了社會對廉潔政府的期望。前法官安東尼·惠利更直言，澳洲政治中的資訊披露制度需要重大改革，以將大資本趕出政壇。特權階層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澳洲政治透明度的一大阻礙，而阿爾巴尼斯與澳航的關係正是典型案例：表面上是一起個人的特權風波，實則揭示出澳洲政壇深層次的透明度危機。在資訊高度公開的時代，任何權力濫用都難以逃脫公眾的監督。面對愈加嚴格的公眾監督，政府高層需要意識到，民眾的期望不僅僅是口頭上的承諾，更是切實的行為改變，更進一步是對整個政治體系公正性和透明度的深刻拷問和改革，以避免類似情況的再度出現。

中國三千年的歷史,由皇帝掌握所有權力, 而官僚架構藉著一層層的權力分配管治社會。權力使人腐化,也因此形成了極強大的貪污系統,而更可怕的是貪污已變成了整個社會的文化。由上至皇帝以至平民百姓, 大家都接受貪污只要不太過份,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猶記得香港在1974年設立廉政公署,除了偵查貪污個案把犯事者繩之於法外, 廉政公署更多做的是向社會的成年人及學校中的學生推行廉潔教育。當然不少人曾詬病廉政公署不容許病人家屬向醫護人員送小小的紅包, 答謝他們盡心照顧自己的家人,認為是不近人情。是經過數十年的社會教育, 一個清廉的社會標準, 才被建立起來。

透視亞洲社會，諸如中國的官商勾結、官官相護，韓國的小國家、大財閥，這些都給澳大利亞政壇提供了反面典型。以韓國為例，財閥對韓國經濟實現壓縮式增長的奇跡有著不可否認的貢獻，其在政治的慷慨庇護下也日益崛起。而隨著這些財閥越來越壯大，又反過來裹挾政治，政客們依靠財閥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來競選，也依賴財閥經濟增長來創造政績，政客和財閥之間相互輸送利益、相互支持已成為韓國憲政的後臺運作模式。隨著各大財閥一次又一次地與各種貪腐醜聞聯繫在一起，財閥一手遮天所引發的民怨和爭議也越來越激烈。與之相反，「高薪養廉」的新加坡則樹立了一個樣板。畢竟，制度比人更可靠，只有通過制度與領導人兩者相結合，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實現法治國家和清廉政府。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權威不只是從嚴治國，也是從嚴治政，更是從嚴治黨，是建立在一整套現代法律體制之上的權威。正是因為有了這套體制，高薪養廉才能有效，也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基本認同。

總理要作為表率

澳洲選民在生活成本飆升、經濟壓力增大的背景下，迫切希望看到一位真正理解他們困境的領導者，而不是活在特權泡沫中的政治精英。要重建選民信任，不僅需要阿爾巴尼斯對事件給出更為透明的解釋，更需要政壇整體進行深度反思和改革。民眾期待一個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的政治環境，讓政府的每一個決策都經得起公眾的檢驗。

在這方面, 阿爾巴尼斯作為總理, 要自己身體力行,不單是說自己清者自清, 而是要能讓社會看見自己的清廉, 建立更高的標準。「權力使人腐化」這一句名言, 不單是說明掌權者自身有腐化的傾向, 同時也說明在個人或公司利益的大前題下,掌權者也受到各種的誘惑, 去運用權力, 取得個人的好處。因此,政客及各級公務員, 都要有更強的廉潔標準。

政府在向機構提供撥款時, 都會強調申請撥款者不能有任何的利益衝突, 若然有可能的話, 就要申報, 並且是可以影響到撥款申請是否成功。為何作為議員, 就會振振有詞, 堅稱只要申報, 登記在案, 就可名正言順地接受大企業的饋贈?這明顯是雙重標準,顯出議員們的偽善。

是時候阿爾巴尼斯總理要作出大規模改革, 並向議員們作出教育的時候了。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