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自曝「黑歷史」

該報唯一股東斯考特基金會表示，承認過去的黑歷史、透明地分享有關事實並進行道歉是解決《衛報》與奴隸制歷史關聯問題的第一步。

創辦人及出資人曾涉入奴隸貿易

《衛報》是英國頗具影響力的媒體之一，1821年由約翰·愛德華·泰勒創辦，原名《曼徹斯特衛報》。20世紀初，英國知名媒體人士斯考特曾長期掌舵《衛報》，在此期間形成了該報「自由派立場」的報導風格。斯考特去世後，為保證《衛報》的「編輯獨立性」，該報全部股權均交予新設的斯考特基金會，後來斯考特基金會成為《衛報》的唯一股東。

2020年底，斯考特基金會委託獨立學術機構，調查該報創辦人泰勒與奴隸貿易是否存有任何歷史關聯。今年3月28日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經營棉花生意的泰勒確與北美大陸和加勒比地區使用奴隸工的種植場有過生意往來，而且當年出錢資助泰勒辦報的11名投資人中，有9人也被查出在棉花種植和紡織業領域有涉奴隸制的黑歷史，主要與紡織業務有關。調查尋訪到了若干當年在種植場勞作的黑人奴隸的後裔。

英國諾丁漢大學及赫爾大學的研究人員在查看一份收據簿後，確認泰勒與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及喬治亞州的沿海種植園有所聯繫。報告顯示，泰勒與棉花製造商 Oakden & Taylor和棉花貿易商Shuttleworth, Taylor & Co有諸多合作，從收據簿可以看出後者進口了大量由美洲黑奴製造的原棉。而《衛報》的這段黑歷史不過是冰山的一角。數以百計的英國組織、公司及機構，都與剝削奴隸有著深厚的關係，但這段歷史往往被隱蔽或幾乎不為人所知。

近年來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如火如荼，人們卻依舊不知道英國在奴隸貿易中扮演的角色。英國曾經在17、18世紀展開大規模的奴隸貿易，直到1807年2月，英國議會經過通宵的辯論終於通過了廢除奴隸販賣法案，明確規定在大英帝國境內販奴為非法。1833年英國更是通過了廢除奴奴隸制法案，宣佈大英帝國全境廢除奴隸制，比美國1865年廢除奴隸制早了30多年。只是當奴隸制在1833年廢除時，奴隸主得到了英國政府的經濟補償，但被釋放的非洲奴隸卻一無所獲，想想不覺諷刺。

公開事實並道歉是面對的第一步

《衛報》創始人及投資人的財富來自「反人類罪行活動」——對公眾承認這一事實需要勇氣與責任心——畢竟這是兩個世紀之前的事，當下的人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甚至罔顧事實，但是《衛報》團隊明顯有更大的意圖。主編凱薩琳·維納發文表示，「當我們經營這間新聞機構邁入第三個世紀時，這段可怕的歷史必須強化我們透過新聞揭露種族主義、不公正與不平等，以及追究權勢者責任的決心。」

除了向研究中確定受影響的社群及被奴役者的後代道歉之外，《衛報》還為該報早年刊發過的一些維護奴隸制的報導做出道歉。斯考特基金會承諾，未來十年將資助一項修復式正義計劃，旨在支持美國、牙買加、英國及其他地方的黑人族群，並計劃推出新的報導形式，提供黑人讀者更好的新聞服務。斯考特信託獎學金還將為英國黑人記者提供更多名額，資助更多年輕黑人記者進修，並在美國及澳洲分社增設類似計劃。

近日，《衛報》推出了以「棉花之都」（cotton capital）為題的系列報導，詳細解析跨大西洋黑奴貿易的歷史——源於對衛報創始人自身與奴隸制聯繫的調查，這個持續的系列探索了我們的歷史及其今天的持久遺產：跨大西洋奴隸制如何塑造了衛報、曼徹斯特、英國和世界。

繼《衛報》做出道歉後，聯合國專家更是帶頭呼籲英國政府和王室調查英國與奴隸制的淵源，並採取措施實現恢復性司法。

不過, 話又說回來, 《衛報》自創刊以來, 一直反對奴隸制並支持自由貿易。英國自1807 年立法取消奴隸買賣, 《衛報》在1823年的文章中批評在西印度群島蓄奴是「殘忍及不公義」,不過它主張要對種植者及受壓迫的奴隸公平, 要求政府「增加賠償」種植者, 作為國家曾經推動這制度所負的責任, 而非由個人承擔。這樣的立場, 今天看來並不是政治正確, 不過歷史說明蓄奴制度並不止是個人道德的行為, 整個社會都要付上責任。

從制度中的不平等中獲益匪淺，這對近幾個世紀以來的英美國家而言並不陌生。時至今日，這種不平等仍然阻礙了世界上大多數人在國際決策中的有效發言權。斯考特信託調查奴隸制起源、道歉、與後代社區建立關係並啟動賠償計劃的決定是其他機構效仿的有力榜樣。《衛報》承諾雇用更多黑人記者，並對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種社區進行有意義的報導，這已經使該報更具洞察力。在一個人們似乎竭力掩蓋錯誤的世界裡，這才是所有人需要開始的地方——為過去的錯誤承擔責任，並與他人一起彌補。

建設多元包容社會 人人有責

將奴隸制視為危害人類罪，這是國家層面的做法；而在個人層面上，能做的有太多。比如《衛報》此舉就可以讓更多的人意識到促進曾經被奴役的人的後代的福祉，社會可以創新舉措的空間之大。沒有人需要對自己祖先的錯誤行為感到內疚，畢竟父親的罪不能也不應該轉移到孩子身上。只是先人曾經犯下的錯誤，可以時刻提醒生活在文明世代的後人們盡其所能地矯正由於資源大量被掠奪而導致的後果，盡可能地在當下創造一個更為公正的社會，避免重蹈覆轍。

任何機構、組織、個人都不能改變過去發生的一切，但《衛報》為世人樹立了一個榜樣——真誠地談論過去以確保更準確地描述我們的歷史，這對當下甚至未來一代的教育至關重要。沒有什麼可以抹去奴隸制的可怕污點，但挖掘我們當前社會賴以建立的個人的歷史有很多好處。《衛報》的研究發現了新的名字、新的故事和新的生活，所有這些都在我們曾經的歷史記錄中不存在，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如今，人類大跨步地邁進人工智慧時代，而一個人的膚色卻依然可能成為平等的障礙，真是荒謬。過去三年的疫情期間，種族主義的歧視和偏見明顯抬頭。《衛報》今天做出的真誠道歉，也是提醒在迷信技術、悖離人性之路狂奔的人們稍稍停一停，有必要採取措施對於當今的種族主義態度進行反省及糾偏。

有勇氣正視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採取措施消除這些行徑造成的苦難，更有責任帶頭抵制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這才是真正負責任大國應有之姿態。推演其他，對於歷史事件，暫時的粉飾也許可以迷惑一部分人，但是海浪不止，終究將會淘洗出真實的一切。承認歷史方是面向未來的第一步。只有這樣，才能將尊重、正直、多元化和包容的價值觀真正落到實處，才能創造一個讓每個人都能感到安全，同時確保人人能享有平等尊嚴的社會。這需要莫大的勇氣。

中國人又如何看待在歷史?

第一份出版的中文刊物是由傳教士馬禮遜在1815年在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是一份把西方知識、社會資訊及信仰向華人介紹的雜誌。而在中國土地上出版的報刊是馬禮遜1833年在澳門出版了三期的《雜聞篇》, 這些都是以傳教及介紹西方知識為主的刊物。同年德籍傳教士郭士立在廣州出版了《東西洋每月統記傳》,包含著世界大事介紹。而華人創辦報刊, 仍在三、四十年之後。

中國報刊媒體, 繼承了傳教士的傳統, 以介紹知識而非監察社會為中心, 因此沒有像《衛報》在創辦時, 對自己在社會中扮演著改革者的意識。

事實上, 中國一直是極權管治, 清代文字獄尤其嚴重, 政府對文字刊物監控往往與國家安全相連。推翻滿清的孫中山也使用媒體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 如同傳教士使用文字刊物來傳教一般,因此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媒體基本上在中國一直不存在。

也因如此, 就算在民國時代到今天共產中國, 政府干預報刊內容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傳統。今天中國把管理媒體看成為宣傳部工作,正正反央著這一種思維。由於媒體是即時把事件記錄下來, 因此當歷史不合乎執政者的看法,歷史的記載就會被修改。

也因如此, 我們有毛澤東冬季游過長江的報導, 也有把林彪從天安門廣場抺去的照片, 甚至有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日子由領導人說了就是的結果。從無數這些對歷史材料的修改和處理, 《衛報》所倡導的深究歷史的真偽, 甚至找出創辦人的佡失, 相信短時間內,無法在中國出現。

中國保存了最早的歷史記載文獻, 也歌頌記載真確歷史的重要。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寫下「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表達了我們對史官執著記載真實歷史的重要。不過, 在歷代極權管治及文字獄文化之下, 這未曾被建立成為中國人對歷史的尊重。相信媒體能記載真實的歷史, 在今天的中國, 相信還是一個夢想。在澳洲的華裔移民, 不用多說, 自是明白這道理。不過主流社會的西方人, 可能還未想過我們仍在這種等待有權者解讀歷史的文化吧。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