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華人應該有怎樣的中文媒體?

《大公報》的理想

最近香港的《大公報》舉行120週年報慶, 在活動上,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宣讀習近平總書記給《大公報》的賀信，並發表講話。駱惠寧表示，在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向《大公報》發來賀信，對《大公報》工作給予高度肯定、提出殷殷期望，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大公報》的親切關懷，對香港「一國兩制」事業的高度重視。

《大公報》是現存世界上最長期出版的中文報刊, 於1902年在天津法租界,由滿州旗人英歛之創刊, 英歛之為著名教育家, 精通法文, 天主教徒, 倡辦天主教輔仁大學。在創刊時, 英歛之解釋《大公報》名字來源,  「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而辦報宗旨是「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

英歛之主持《大公報》十年，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變法維新，經常議論朝政，刊登北洋政府公文，逐漸成為華北地區的大型日報。1916年英歛之出售《大公報》,後繼經營者漸漸出現困難, 在1925年11月27日宣佈停刊。1926年9月1日,《大公報》復刊, 由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三人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

這三人對中文媒體有極大抱負, 定下五項原則：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胡政之、張季鸞二人以勞力入股，每屆年終，由報館送於相當股額之股票；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可以說是三人分別擔任擁有及領導者、行政經營事務、及編務不同角色, 與現代西方媒體相若。復刊時設立社訓, 稱為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抗日戰爭期間, 大公報仍設有重慶版、香港版、廣西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大公報復刊, 設有重慶、上海及香港版。在中國的大公報在60年代陸續停辦。香港版《大公報》由中宣部直接領導下和在中共港澳工委的直接控制下，繼續出版發行, 成為中國政府在香港的喉舌, 以中國官方角度發表言論,一直到今天。四不主義,便不復堅持,香港的《大公報》可以說是完全改變了經營的方式, 是徹頭徹尾一份新的刊物。

在中國治下的香港《大公報》

我小時候, 每一個人都認為《大公報》是左報, 根本不會看。不單是我, 曾任教育局長及中文大學校長的李國章教授也曾說, 他從不會看《大公報》的。在多個有關傳媒公信力的民調中, 《大公報》的公信力多年來都是最低的。不過,在中國國家領導人看來, 卻又是另一種說法。

習近平120周年的賀信, 由中聯辦駱惠寧在慶祝會上隆而重之地讀者, 各出席嘉賓及政府領導人, 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候任特首李家超及各政府官員, 都肅立聆聽,可以說是駱惠寧給香港的領導班子, 點明《大公報》要在香港未來扮演甚麼角色,也是告訴香港人, 以後的傳媒要怎樣才算是政治正確。習近平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公報》秉承“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辦報宗旨，立言為公，文章報國，為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香港回歸祖國、保持繁榮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進入新時代，《大公報》旗幟鮮明發出正面聲音、凝聚社會共識，為維護香港社會穩定、增進香港與內地交流、促進人心回歸作出了貢獻。

習近平希望《大公報》不忘初心，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展，不斷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

「立言為公」若表示看為公正的話, 看來並沒有為大部份的香港人所接受。不過我倒相信習近平認為這一個「公」或許是表示「公家」或「公眾」,也可以說得過去。因為跟著他所說的「文章報國」、「為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香港回歸祖國」、「保持繁榮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等, 都表明了中國政府把《大公報》看成為國家宣傳及管治機器的一部份。

還要留意的, 是自1842年至1997年期間, 香港是由英國管治的殖民地。新中國成立後, 可以在香港以這一種方式經營《大公報》是因為英國人容許言論自由。就算這言論代表中國政府的觀點, 並帶著習近平所說的目標, 英國治下的香港, 仍是可以自由出版。今天時而勢易, 特區政府已容不下有少許不同意見的媒體, 習近平更藉《大公報》120年報慶, 樹立了國家對媒體的新標準。

西方強調媒體要守護言論自由及扮演監察社會的角色, 這絕對不是習近平的想法。

澳洲華人媒體的定位

身處澳洲的華人, 我們又怎樣看中文媒體的角色呢?

與97年前管治香港英國人一樣,澳洲人也崇尚言論自由, 因此一直以來都不大理會中文媒體的政治立場, 也沒有因為媒體的資金及收入來源, 打壓中文媒體。因此直到現時, 持不同政治立場者都可以在澳洲出版中文刊物, 一切由有沒有資金決定。

眾所周知, 不少中國國家企業的廣告, 並不會發給有大量讀者的媒體, 而是都只會發給中國領事館認可的中文媒體。《同路人》出版18年來, 全澳發行, 亦不反共, 卻從未取得過一個來自中國大企業的廣告。不過正因如此, 《同路人》並沒有與中國建立緊密的關係, 編採內容也從不考慮中國的政治觀點。

不過, 也曾有支持我們的廣告客戶, 因為我們的文章, 揭發中國的陰暗面而取消廣告, 不過這也是極其少數。當然, 絕大部份的澳洲中文媒體經營者,在中國都有不同形式的生意, 形成了只有少數中文媒體會願意發表持與中國政府極不同的觀點的文章。反共組織也有出版中文媒體, 爭取更的支持者, 不過讀者不多。

曾幾何時, 中國本土的媒體,包括電台及雜誌, 大量在本地中文社區中以與本地媒體合作出現, 因為那時候, 國際化的存在, 帶動著這些媒體的領導人的商機。有集團當時在澳洲各大城巿提供電台服務,每天都轉播中國各地電台的節目。對華人移民來說, 這都是他們熟悉的資訊平台, 不管相信不相信這些內容, 接受不接受, 都令他們感到熟悉和安全。

直到2016年左右, 中國政策閞始改變, 微信已變成全世界華人接收中文資訊的唯一平台, 那時中國政府不再補貼及支援海外華人媒體。不過中國花在這方面的經費並沒有減少, 而是投放在主流媒體及互聯網平台之中, 進一步牢牢地影響著全世界所有人的思想。

大概是這時候, 澳洲政府開始關注到中國的資訊政策對澳洲華人所帶來的影響。澳洲政府注意到華人自成一個封閉而極度支持中國的群體, 有華人(包括華裔澳洲人及社團) 組織示威請願, 「提醒」澳洲政府「南海是中國的」。這些行動, 令澳洲政府驚覺, 不能忽視讓華裔澳洲人融入主流社會及接納澳洲價值觀的重要性。

本地中文媒體的重要性

到了今天, 沒有人質疑澳洲中文媒體的重要性。SBS中文的成立, 代表了聯邦政府要加強華裔澳洲人獲取官方立場信息。ABC 增設中文網頁, 把重要的新聞翻譯成為中文及其它語言, 也見到政府要移民認識澳洲的決心。

澳洲政府可以做的, 是提供資源, 讓華裔澳洲人創建屬於本地文化, 能夠協助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中文社區媒體。在微信無處不在的情況下, 要在澳洲建立受眾的本地中文媒體, 也要發展智能手機可以隨時使用的平台, 並要定時提供有足夠的信息量, 才能生存。

社區電台及10分鐘以內的視頻信息就有很大的空間。現時有不少人發展Youtube視頻直播, 但成功長期維持的不多, 因為這些網紅要有獨特的觀點、出色的表達能力、制作支援團體, 才能造出能吸引觀眾的制作。但更大的問題, 是不容易找到很多適合的話題, 讓社區內大部份人感到興趣來觀看。不少人都會嘗試去制作視頻, 時間一長, 便發現沒有很多觀眾。一個具爭議性的視頻會在短時間內通過社交平台推介而流行, 但卻不是細水長流, 令人不斷繼續觀看下去的理由。但10分鐘以內的時事性或專題性視頻, 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社區電台就不相同, 社區電台由不同在社區內的人制作自己有興趣的話題, 與朋友分享, 令人有更大的參與空間。電台節目, 只要能包含覆蓋不同的話題, 都會有一定聽眾。在過去半年,  我們把《同路人》雜誌的一些專題或專欄內容, 制作成為10分鐘的視頻,也有把一些「同聲同路人」電台的專題錄音, 放到互聯網平台上推動, 都取得不錯的反應。

我相信今天, 在澳洲政府盼望華人能有更多元並且可靠及能幫助移民生活的中文資訊下, 是時候華人社區重新檢視, 到底我們需要怎樣的資訊媒體, 來幫助華人社區。

在我看來, 要取得中國或香港資訊的朋友, 可以通過互聯網, 取得相關的中文資訊, 但同時間, 澳洲社會也要支持本地人制作足夠的本地中文資訊節目, 用來建立本地華人社區及幫助移民融入社會。

周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