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我們留下甚麼給下一代?

在8月3日保安局表示，袁弓夷、何良懋及梁頌恆等人於海外籌組「香港議會」，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嚴厲譴責。隨即, 袁弓夷的媳婦立法會議員容海恩登報聲明與袁弓夷先生脫離「爺媳關係」, 引來社會關注及不少網絡評論者從中華文化及社會政治等不同角度討論。對作為海外華人的我, 立時感到文化大革命時, 對中國社會文化帶來極大破壞的那一套, 好像又再重新出現。不過這一次不是在中國出現, 而是在我從未想過, 在我曾經居住過, 百多年來由英國管治的香港。

文革過後, 不少中共的領導人就算不願意把它看成為浩劫, 也心有餘悸, 盼望這情境不會再在中國出現。78年我在大學讀書時, 中國剛恢復高考, 我到廣州中山大學交流, 與當時比我年紀大很多的第一批文革後大學生接觸。他們談到文革令他們失去學習的機會, 要立志為國家發奮, 努力建設中國。那時, 中國官方對文革還沒有正式評價, 不過大家都盼望那樣令人可怕的事情, 不要再在中國發生。大學畢業後, 我用了半年時間一個人在中國旅行, 期間與遇上不少人, 與他們談及對中國發展的看法, 其中有不少是從海外回到中國參與建設的華僑,他們中沒有人不慨嘆自己一生青春就虛耗在鬥爭之中。容海恩今天所作的, 其實在文革時的中國, 是極為普遍的事。

袁弓夷先生現在還沒有被逮捕或是通緝, 亦未曾被定罪, 按普通法的無罪推論, 認為他違反了國安法只是一些人的見解, 並未被法庭判定為事實。因此容海恩要「大義滅親」,是一種政治表述, 多於是對袁先生的行為的厭惡。至少等到法律對他的行為, 作出了判決後, 才有行動, 才是法、理、情俱備的處理吧。

不同政見的家人

我不認識袁弓夷先生, 只知他在中國從商多年, 應該是一位頗為成功的生意人。在最近三數年他在網絡視頻中, 常常發表對香港及中國時政的看法, 身邊有不少朋友曾經向我推薦, 不過我從未看過很多。袁先生或許對中國管治及政情有內幕消息, 不過作為一名多年為中國所認可的商人, 我認為他的資訊來源可能有一點派系背景, 並不一定很有代表性, 他也不一定能理解及反映現時執政掌權者的想法。對於長期能隱藏自己價值觀, 並且得到中國官員信任而成功的生意人的想法及見解, 我更加沒有與趣。不過袁先生近年公開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及自由發聲, 卻是我所敬佩的。

袁先生並不是學者, 沒有與歷史中的思想家交流的經驗, 在高調表達對中國政治的不滿後, 大概亦無法再直接取得很重要的「內幕消息」,因此他說的大概都只能是他個人的政治理念, 正是我對他並不太感到興趣的原因。我反而對他那曾競選香港小姐而又成為政黨「人民力量」主席的女兒袁彌明, 更感關注。我一直在想, 香港會否能產生有像1953年的菲律賓小姐最後成為權傾朝野, 貴為馬可斯總統夫人的政客艾美黛。我也注意到袁先生的兒子袁彌昌, 是國際關係學者及曾為新民黨成員。可見在他的家庭中,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在2019年後的香港, 家人中有不同政見的, 如何相處, 成為了很多家庭要面對的問題。

我的一位朋友是牧師, 兒子自小在教會長大, 在2019年走在抗爭前線。這年青人無法接納父母對香港發展與自己的不同看法, 數年前搬離家庭, 拒絕與父母溝通, 令人心碎。今天在袁家發生的事, 在新中國近代史中, 在不少著名的家庭中也曾發生。哲學大師胡適的兒子胡思杜, 國學大師錢穆的兒子錢行, 連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都曾經公開反對自己的父親, 與他們劃清界線。可以見到在政治巨變之下, 家庭中人與人的關係, 亦會受到影響。

西方社會人人為自己行為負責

西方社會強調尊重個人自由及意見, 因此家人之中對社會發展或政治持不同意見的, 經常發生。要是兩代人也都對政治感興趣及活躍參與, 就很容易出現父親與子女有不同的政見, 甚至會互相競爭, 影響大家之間的關係。不過, 因為政治取向不相同, 而要割斷關係者, 還未有聽見過。

不過, 在政治力量的要求下, 要向社會或政權, 表達與不同政見的家人割席, 卻不是西方的政治文化。西方社會建基於個人要為自己行為負上責任, 例如一名強姦犯的父母, 不會亦不應被視為道德有虧, 甚至不會被社會認為要為兒子所作的行為負責。 沒有人會認為因為父母的教導不對, 而要對兒子的錯誤行為負責。不過在中國人的社會, 我們相信「養不教、父之過」及「教不嚴、師之惰」, 因此一直以來中國人的社會, 都期望父母要為兒女的行為負責。脫離父子關係, 很多時就成為了父親向社會表明, 自己不會為違反社會道德的兒子負責的宣告。

移民父母該給下一代甚麼?

不少人移民澳洲, 為的是要給下一代更好的將來。不過怎樣才是更好的將來, 可能就沒有很多人細心想過。

有人想過要給兒女留下很多的財產, 令他們生活無憂, 過不錯的生活。細心一想, 要是他們真的能成功的話, 兒女們又這麼聰明, 豈不知道就是自己不努力上進, 也能生活不錯, 那又何來有動力在自己的人生中努力奮鬥? 又或許是父母真的為孩子留下很多財產, 兒女又會有多少機會成為出類拔萃的人材呢?

明顯地, 聰明的父母會培育下一代, 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學習和訓練, 讓他們在成長時有更多的機會, 並且會協助他們的發展, 但卻不會把自己所積聚的經濟成果, 理所當然地交給下一代。

有不少澳洲的富人, 他們會在有生之年, 成立基金會去支持自己所認同的活動或行為, 交給專人來管理使用, 要為社會作出改變。他們會讓下一代自小就參加這些基金會的活動, 並且管理這些基金。可以說, 他們不把財產交給下一代, 卻把管理的責任, 交給他們。通過這樣做法, 不讓他們變成不用努力, 放棄上進的一群, 相反, 卻是要他們自小學會在自己認為重要的事上, 有份參與, 承擔起責任。

我覺得這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西方人這一種思想, 其實是來源於我們信仰的不同看法。西方社會受基督教文化所影響, 認為萬物從神而來, 而人只是神的管家,受託管理這世界。因此我們所擁有的, 實際上都是神的。因為如此, 我們沒有理由把財產據為己有, 而是要按神所託付的目標, 去完成神的召命。

把財產用在社會的好處及幫助它發展, 變成順理成章的事。能夠身體力行, 在自己有生之年, 與下一代實踐, 我相信是給下一代最好的教育。

奧莉花紐頓莊的精彩人生

在今期的《同路人語》中, 我寫了澳洲的傳奇奧莉花紐頓莊的一生, 提及了她成為貢獻澳洲社會, 為澳洲人所喜愛不平凡的人生。在她死後第二天, 她唯一的女兒Chloe Lattanzi, 在Instagram 上載了她與母親一起合唱的 ” Window In The Wall”,  並表示Olivia 是的人生的燈塔, 她感到的安全的地方及她心的空間 。(“You are my lighthouse mama. My safe place. My heart space,”)。

在墨爾本Austin 醫院成立的 ONJ Cancer Wellness and Research Centre 的一張籌款活動照片中, 我見到Chloe Lattanzi 對母親所籌建中心的認同與支持。我相信這是人生對生命的執著的另一種延續。

雖然澳莉花紐頓莊在澳洲生活的時間並不長, 不過她以澳洲為家, 為這國家付出, 作出貢獻, 為我們這群新來到澳洲的移民帶來啟發。我們常盼望在移民澳洲後能得到更多, 為自己爭取更多。 不過,當我們真的在這裏找到更多時, 我們願意會為這一個國家帶來更多嗎?我們會為這一個國家留下甚麼呢?

在香港及中國, 我們見到因政治不同立場而家人要割席, 移民澳洲後, 我相信這是不必要發生的事。不過我們要把甚麼留給我們帶來澳洲的下一代, 卻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周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