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退休村一言難盡

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據，在2020年6月，澳大利亞65歲及以上的人口估計有420萬，佔澳洲總人口的16%。而澳大利亞人口老齡化卓越研究中心在2022年8月公佈的研究報告中說，到2041年，澳大利亞人口可能達到3200萬，65歲及以上人口會增加到666萬。目前合資格領取養老金的人的年齡已更新為67歲。養老是未來無法繞過去的一個重要社會議題。

長者的烏托邦還是騙局？

在澳洲養老主要分為居家養老和養老院養老兩種方式，此外，社區和醫院還會為長者提供配套的支持和服務。生活能夠自理的長者，一般會選擇進行居家養老；而需要去到養老院進行養老的長者，一般以失能者居多，例如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長者，生活已經無法自理，需要養老院的專業人士提供24小時的監護服務。而對於處於中間地帶的長者——希望既能獨立生活又能獲得日常生活協助——退休村（retirement village）則是更為對口的選擇。

一直以來,華人長者以在居家養老佔多數。由於文化關係及華人家庭多認為長者在家可協助子女照顧第三代, 不少華人長者會與子女一起居住, 選擇退休村生活的並不太多。也因如此,華人社區很少會關注到退休村的制度。很多人沒有想過, 退休村並不是房屋投資項目,買下退休村居住者, 並不會如巿場上自置物業般會帶來投資回報。相反, 由於退休村在出售時, 只能售回管理公司, 因此長者往往在因為例如要進到護理設施,離開退休村時, 才意識到自己要付出巨大的費用。

退休村並非如同傳統的出租的公寓，而是需要長者自主購置或者是租住，是為55歲以上或已退休的長者提供獨立居住住宅，共用活動空間和娛樂設施的生活社區。長者居住在退休村應該是既獨立、安全，又有生活照料。如今，退休長者選擇退休村住宅的生活方式已經非常普遍在澳洲，65歲以上的長者中約有25萬人（7%）選擇在退休村裏居住。這種退休村的房屋一般為2-3層樓的小公寓或聯排別墅，長者們通常會租下或者買下其中一個單元房。

退休村具備相應的值班安保人員、護理人員。此外，像公寓一樣，退休村還有健身房、網球場、游泳池等。長者可以在社區裏結識很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參加活動，也可以偶爾邀兒女來留宿。這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長者結交新朋友，尤其是生活習慣和個人愛好相近的朋友。當然，目前澳大利亞的大多數退休村還是以英語為主，對有些長者而言可能會有文化與語言方面的一些隔閡。

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 退休村提供的不僅是房屋, 而是整個退休村的生活的設施、維護、照顧、鄰居的社交生活等服務, 而享用這些服務, 當然要收費。大部分的退休村內, 設施及空間都比居住在同區內的獨立房屋的住戶, 享受更多, 因此把一個退休村單位的房價, 與同區內的房屋相比, 並不是公平的比較。不過, 政府對退休村提供這些服務的收費多少及原則, 卻少有積極監管, 令到這一行業, 是否對用家公平, 受到質疑。

這一被譽為長者的烏托邦，卻經不起調查揭露。原來，該行業存在監管嚴重缺失的問題，多年來逃避了政界和老年護理皇家委員會的關注。退休精算師蒂姆稱其為兜售「狡猾設計的騙局」，聯邦議員沙基（Rebekha Sharkie）則稱之為「公司化的虐待長者行為」。一些老年居民及其家人投訴稱，離開時需支付高昂費用，如退房費和翻新費，形容其為金融監獄、災難和道德淪喪。

合同裏潛伏的陷阱

調查過程中，退休村的多位住戶、子女、律師、員工、經紀人和學者都稱，大多數住戶不明白合同內容，離開退休村時經濟狀況倒退。要知道入住前，長者需要簽訂的合同有百餘頁之多，如果不付費請律師專門解讀，根本無法知曉自己簽訂的到底是什麼。退休村在居民離開時收取的退出費是該行業重要收入來源，基於銷售價格百分比逐年遞增，上限因合同和運營商而異。而89歲的退休村居民格林在11年前以38.4萬買下退休村房產，離開後僅得8.1萬。如今她不僅失去了畢生積蓄，而且剩餘資金根本不足以支付老年護理費用。因為當年簽訂合同損失的30萬元，相當於買入費用的80%，而同期郊區房屋的價值已然翻倍。

當一個人買下一套房子的時候，很難想像在搬出時會損失超過一半的費用，這不得不讓人稱之為是一種搶劫行為。不過,退休村內房屋的買賣, 受到法例限制, 例如要保障村內只能由退休人仕居住, 不到55歲人仕是不能購買居住的。而管理者有一定的維修責任, 因此在經營時, 往往把成本加在平時的管理費用及退出費用之中。甚至除了退出費用外，住戶決定搬出時的翻新費也是一大筆費用。很多居民被要求支付油漆和更換地毯的費用，更有甚者被要求更大範圍內的翻新，長達三頁的改造清單上包含若干選項，有的報價甚至超過10萬元。退休村運營商給出的解釋則是自從疫情爆發以來，翻新成本大幅上升。更不要提，如果一個人死亡或者離開退休村，他們的房屋仍要繼續繳納維護費用，直到房屋出售。

有人會形容這是精心設計的騙局, 但經營者卻認為是享用退休村用家要付的代價。大多數退休村的特點是由經營者出售房產並定價，這對賣方很方便，但也可能引發衝突，因為經營者實際上控制了市場，包括價格、出售時間和買家選擇，尤其在居民急於出售時。斯雷弗爾在維州退休村居住不到三年損失數萬元，2017年支付31萬元後僅剩24.3萬。她與居民和管理層發生衝突後離開，稱自己花了四年才重新振作起來。一個人進入退休村本是想頤養天年，誰料卻讓自己平添了不少心煩之事。很多人認為房價每年都上漲, 退休村經營者不單沒有向用者提供增值,甚至要減價出售, 並不公平。不過, 房價上升只是在人口增加的大都會的常規, 在一些鄉郊地區, 房屋老化而減值的情況, 亦間中會出現。

對於華人移民來說, 很難想像退休村原來提供的, 是一種長者共同在同一社區的受支援生活形式, 並非護理照顧。因此, 在長者進入需要個人護理時, 才會發現自己不適合繼續留在退休村生活。有一些退休村, 可能會提供護理服務,長者們還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過渡至護理服務, 若是需要離開前往別的護理設施的長者, 內心更是不明白其中原因。

政府去哪了？

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一直是養老行業的持久支撐點，而且澳大利亞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仍在加劇，中短期得到有效改善的可能性都不太大。因此，行業需求始終存在，那麼像退休村這樣的行業在需求推動下仍有長久發展空間。對存在不公平條款及高額收費情況的運營商進行整頓，才是政府應該介入的方向，而不能放任不管，讓其在監管真空中扭曲發展。

其實，退休村被爆出醜聞並不是什麼新近發生的事。2017年，澳大利亞傳媒集團Fairfax Media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的節目《Four Corners》對退休產業（尤其是退休村運營巨頭Aveo）展開了聯合調查，曝光了Aveo對旗下退休村居民進行高額收費、合同政策存在不公、誤導性行銷等問題；隨即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對Aveo Group展開調查，並呼籲全國性監管機構進行配合。只是七年過去了，這一行業的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彷彿越來越糟糕。

雖然當年各州政府承諾徹底改革監督的方法，但是如今看來卻並未有什麼實效。比如維州舉行了議會調查，並提出了一些建議，在被認可後卻沒有訴諸實踐。而新州在進行調查後，確實做了些許微小的改變，比如對離開退休村時運營商向居民付款的時間限制等，但對於最嚴重的議題——退出費卻避之不及，沒有商榷是否應該禁止收退出費或者至少限制最高額度，是否應該任命檢察員，等等，頗有種樹根兒不動、樹梢兒白搖的意味。

以坎培拉為例，退休生活理事會預測，75歲以上人口的數量將在20年內增長75%，而如今坎培拉退休村的入住率已達到95%，居全澳最高。一場銀髮海嘯不可避免地即將到來。誰都不希望退休村最終成為一旦你住進去就出不來、令人備受折磨的另一種監獄。目前，每六名澳大利亞長者中就有一名受到虐待，其中包括居住在退休村的長者。虐待有多種形式，包括忽視、經濟剝削、身體暴力和心理虐待。而人們往往忽視的但卻波及更廣的則是一種更為系統性的虐待，如今處於監管真空中的退休村可能正是系統化虐待的一大折射。

從責任來說, 政府有責任向移民長者解釋退休村制度的原則, 並且讓他們明白現時退休村的生活, 絕對並不是房地產的投資, 才能讓退休者可以作出適合自己生活需要的選擇。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