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編輯部 圖/ABC新聞、財經見聞、網路 大都市區域的快速發展，提升了它們在本國和全球經濟中的地位。特別是依託於全球城市發展起來的全球城市區域，成為全球經濟、金融、商貿中心和跨國公司的控制中心。但是大都市區域的發展之路也伴隨著種種矛盾與問題的產生。在日益關注經濟利益最大化、人情日益冷漠的當下，「人」這一始終無法繞開且具有最大變數的因素到底應放置在哪裡，值得每個人思考。一個來自中國商人的商業決定，一夜間，就影響了Wantirna 房車公園百餘戶居民的去留。 一紙通知，舉家搬遷 2016年8月，房地產開發商Longriver Group為Wantirna 房車公園這片土地支付了3560萬元。同時，200多個房車公園居民被迫離開他們幾十年來一直被稱為家的地方。居民雖然擁有自己的房屋，但對房屋所在土地只是租賃關係。即便一些房屋的價值超過15萬元，但是業主只能賣到4.5萬元。然而，所有居民不得不為自己找一個新家，從而支付所有的搬遷、拆除費用和重建成本。 在購買該公園不久後，Longriver Group董事Andrew Yu(並不是前白馬商會會長余國安先生，卻被某政黨張冠李戴，在網上把余會長個人相片貼圖謾罵)試圖將居民租金提高50％以上。在維多利亞消費者事務部迅速介入後，公園管理層降低了增幅。但是，許多居民仍然無法承受租金增幅。2016年12月，所有居民收到了一份遷出通知，寫明如果他們在2017年7月10日前簽署同意並離開，他們的住房將會繼續存在，並可以只支付較少的租金，直到最後清理日，以鼓勵居民提早離開。而在2018年1月初前必須搬離，這是開發商冷冰冰的「最後通牒」。 住在這裡14年的Con Mylonas是一名食品服務技術員，也是三個孩子的父親，關閉房車公園的消息把他的生活的影響得天翻地覆。當年，取得貸款後的Mylonas先生建造了一座三居室的房屋，並鋪設了鋪路石，棕櫚樹，橄欖樹和涼棚。在這個耗資共15萬元的房子裡，Mylonas先生養育了他的三個兒子。「我們來這裡是為了一個家，現在他們從我們身上把這些都一點點地拿走了，我們幾乎無家可歸。」 得知公園將關閉，一接到通知，Mylonas先生就雇用了卡車和起重機將其房屋搬遷並搬遷，他暫時搬遷到Longwarry另一個房車公園，租金是每月1,800元，整個搬遷過程耗資約14,000元。Mylonas先生接受了2萬元左右的銷售優惠，並獲得州政府4,000元的支援，包括債券資金和1個月的租金。他聲稱這遠遠不夠，但對那些沒有資格申請公共住房的人來說，這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Mylonas先生的新家仍在建設中。他發現自己沒有必要的設施，他需要繼續依靠鑽井水和煤氣罐。「我已經休假了兩個星期，因為我疲憊不堪，我已經耗盡了，我必須重新整理我的房子，並按我的成本重新組合起來。」他曾經的計劃是退休後繼續住在Wantirna，去世後將這個家傳給自己的孩子。而現在這一切都成了泡影。他的三個兒子分別是木匠，混凝土和噴漆畫家。 諾克斯市目前提供了一些支援服務，包括由公眾服務部每週三天在公園內設立的機構，Villa Maria老年護理，EACH精神健康和Uniting Care Harrison。這些機構服務提供的資金並非直接給居民。 合法但不合情 2018年1月25日，拿到民事行政仲裁庭做出的有利於自己的裁決，Barry Bedwell對結果「非常高興」，表示自己一直以來做出的努力非常值得。 81歲的Bedwell先生是Wantirna房車公園153名永久居民中的一員，他們被告知他們被迫為以億元的聯排別墅發展項目讓路。但是，Bedwell並沒有從他居住了14年的家中打包搬走，而是提起了法律訴訟。 Bedwell先生認為開發商Longriver沒有按照正確的程序向他發出搬遷通知，因為它不是通過親手交付或掛號郵件發送的。仲裁庭成員Susan Burdon-Smith認同這一說法，表示通過電子郵件和留在信箱中的信件向Bedwell先生做出的騰房通知並不符合「住宅租賃法」的要求。由於搬遷通知要求有365天，這一裁決意味著Longriver現在必須重新發出365天的通知，以騰空或購買了Bedwell先生的房子。「他們有兩種選擇——支付我補償或者再給我一年。」Bedwell先生說。Bedwell先生表示，自己房子的市場價值估計約為16萬元。 維多利亞州法律援助高級律師Tanja...
日本製造再曝醜聞 9日，日本西鐵城手錶公司向外界公佈了一份調查報告，承認旗下子公司存在大量篡改產品測試數據和零部件產地的行為。日本企業的造假醜聞呈現進一步蔓延趨勢。 調查報告顯示，西鐵城手錶公司旗下的「西鐵城電子」在2012年4月到2016年12月期間，篡改了21項LED零部件產品的測試數據，將實測1000小時的產品壽命篡改為6000小時。 另外，該公司還在2017年6月之前的7年多時間裡，把中國子公司工廠生產的166種、超過13億個零部件的產地篡改為「日本」並提供給119家客戶企業，篡改比例占同一時期產品總數的6.7%。 此次涉嫌篡改數據和產地的零部件包括LED設備、開關和感應器材，主要用於手機和家電產品。相關問題產品可能已流入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市場。目前，西鐵城電子公司社長等3名高層已被解除職務。 2017年10月8日，日本第三大鋼鐵企業神戶製鋼承認，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間，公司旗下的四家日本工廠所交付的鋁、銅產品均存在篡改材料數據等作假行為。 10月13日，神鋼表示，其旗下9種鋁、銅、鋼鐵產品也發現存在證書造假等問題，被波及的問題產品購買方增加至約500家。 日本製造業近年來頻現違規、造假、瞞報、謊報等醜聞，令「日本製造」黯然失色。三菱汽車油耗造假、東芝公司虛報利潤、高田安全氣囊的安全危害……「日本製造」光環褪色的背後，暴露出日本企業管理乃至社會風氣的負面變化。 同路點評： 三菱汽車油耗造假、東芝公司虛報利潤、高田安全氣囊的安全危害、神戶鋼鐵偽造數據……過去高傲的「日本製造」瞬間倒地，而且似乎沒有要停止之勢，如今，連手錶行業都出現了造假的情況，讓整個日本製造業陷入更深的低谷之中，過去提到「日本製造」那一定是高端品牌、高檔產品、值得信賴，而今天日本從各行各業都曝出造假醜聞，可見日本造假之勢多麼普遍，早就有傳聞說「日本和牛」也是造假，在日本連養牛場都沒有哪來的牛，雖然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這件事，但是這樣的傳聞越來越讓相信，因為「日本製造」這個招牌已經不在了。 救援要等直播準備好？ 「等多幾分鐘好嗎，因為有直播要做」，「阿Sir，給我三分半鐘可不可以？」 10日下午，香港大埔發生雙層巴士翻車事故，目前已造成19人死亡，另有超過60人受傷。當救援人員正在車禍現場為架起巴士，要求媒體清場時，有記者卻提出了上述要求。這一幕也被許多香港網民炮轟「阻礙救援」。 根據香港NOW331直播畫面顯示，昨天晚上7點50分左右，消防員正在爭分奪秒進行搶救，當時救援人員想架起巴士，希望媒體能夠讓出位置。 但是，卻有一名男記者要求「等多幾分鐘好嗎，因為有直播要做」，救援人員直接回稱「我認為救人緊要點」。 而另一名女記者也表示「阿Sir，直播信號已經開了，多給三分半鐘可不可以。因為已經安排了播放，想先做完。」 救援人員表示要和消防部門商量，「我很難平衡，新聞自由是重要，但是裡面有人命。」記者表示「明白明白」。兩分鐘後，男記者依然沒有離開現場，在畫面外救援人員的催促下，他連連回答「走了走了」。 該視頻引發香港網民怒火，大部分人指責記者阻礙救援，對人命「置若罔聞」，將「新聞自由」淩駕於「救人性命」之上。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客座講師、英籍印尼華人黃世澤在其博客中批評，女記者是在「用草菅人命的方式做新聞」。 同路點評： 據報導，肇事司機陳某因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嚴重受傷被捕。消息稱，司機因遲到導致開車時間晚了10分鐘，被乘客責備，後又「發脾氣開快車」。該起意外中最年輕傷者、16歲的李灝生稱，事發前車速相當快，司機轉彎時並沒有減速，此外，他還感嘆道，事發時很多人在現場拍照，卻沒有協助救人。而播報消息的記者又因為還沒開始直播的理由，要求救援人員暫緩。整個事件從開始到結束，都充滿著槽點，這也間接的反應了香港當前的社會狀態，我們感慨的同時，也應該思考，是什麼讓香港的社會變得如此易怒、自私、冷漠。 澳打擊企業避稅 據《每日電訊報》報導，澳洲稅務機構從Facebook及谷歌等跨國企業方面收回近5億澳元稅款。 據悉，過去18個月，譚保政府對企業避稅行為進行打擊，在商品及服務稅（GST）方面收回4.96億澳元。另外，此前有一些企業利用海外信託機構被躲避澳洲稅收，澳財務部也將針對這些機構採取行動。 不過，儘管澳政府從跨國企業收回近5億稅額，但一些企業所繳納的稅收依然偏低。以Facebook為例，該公司在2016年時的營業收入為3.25億澳元，但繳納的稅款僅為330萬澳元。 同路點評：...
文 田田 圖 義工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多美麗的情操! 這些可敬可愛的義工, 在平凡現實的生活中, 踏下一個個燦爛的腳印, 為我們帶來無限的嚮望。 Puffing Billy Railway百年蒸汽火車 Puffing Billy Railway是當今世上珍貴的百年古董蒸汽火車, 由維多利亞鐵路局於1900年建立,行駛於Upper Ferntree Gully與Gembrook 之間, 車軌僅2呎6吋寬。1919年創立開放式車廂, 車窗僅有木框, 不鑲玻璃, 乘客可坐在窗框上, 雙腿懸掛窗外, 在火車嗚號聲中, 自由自在地欣賞美景。現今則由Belgrave...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絡 自從去年十月霍頓（Holden）閉廠之後，澳洲人無不感嘆汽車製造業輝煌時代的終結。停工了的車廠的去向，仍然值得我們關心。去年12月，霍頓宣佈將工廠賣給以墨爾本為總部的工業產權集團Pelligra，該集團計劃把這個位於阿德萊德的伊莉莎伯工廠變成一個高科技的製造中心，並計劃把它易名為獅門商業園（Lionsgate Business Park）。不過，該地址仍有30%土地是租給霍頓，以繼續零件和維修業務，與此同時，霍頓也在尋找其他租戶。 近日，南澳政府傳來新消息，英國GFG聯盟主席及億萬富翁桑傑夫•古普塔（Sanjeev Gupta）準備購買霍頓的阿德萊德工廠裡的一些資產，以便在該地建造電動汽車，這項計劃將使南澳在澳大利亞市場轉型到電動汽車方面走上前線。Sanjeev Gupta是誰？電動汽車的發展前景又如何？以下讓我們一同探討。 企業拯救者Sanjeev Gupta Sanjeev Gupta是在印度出生、注重環保的億萬富翁。他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自由之家集團（Liberty House Group）的執行主席，該集團從事鋼鐵和鋁業、先進製造業和金屬回收業務。根據自由之家網站，Gupta先生於1992年僅以20歲之齡就成立了這間公司。該公司目前在30個國家擁有基地，估計其自身價值約為67億元。 Gupta先生與實業家父親的能源和商品公司SIMEC Group一起，組建了GFG聯盟，專注於推進「他願景中的能源元素」，該企業去年購買了前Whyalla鋼鐵製造商Arrium，創造了數百份煉鋼工作。 他現在正在把自己定位成為南澳能源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旨在通過可再生能源供應電力，並致力發展與Elon Musk的Jamestown項目同樣容量的巨型電池。9月份，Gupta先生收購了阿德萊德能源公司Zen Energy的大部分股權，該公司重點關注可再生能源和存儲技術，Gupta已經批出了一項價值高達7億元的太陽能、電池儲存和抽水蓄能計劃。 Sanjeev Gupta被認為是低碳生產的領導者，並已經幫助重新啟動了全球數十個企業，收購了英國20多家原先打算關閉的鋼鐵、汽車和工程工廠。所以這次他在前霍頓車廠的計劃令人拭目以待。 暫時可知的計劃 Sanjeev Gupta雄心勃勃的計劃，是在前霍頓工廠建立電動汽車製造中心。Gupta先生拒絕對他的計劃發表評論，霍頓也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但南澳財長Tom Koutsantonis已寫信給霍頓汽車公司並透露一些細節。他要求霍頓考慮GFG聯盟的競標，以及對南澳汽車行業和更廣泛的社區所帶來的潛在重大利益。 GFG聯盟將使用由英國Gordon...
時隔4年多，美國政府再次因為預算案僵局被迫關門。 和2013年10月奧巴馬總統任內那次一樣，這次也是因為國會跟特朗普總統未能就臨時預算案達成協議，無法將政府撥款延期到2月16日，聯邦政府的許多部門實際上從21日凌晨00：01（格林尼治時間05：01）就開始關門。民主、共和兩黨從20號半夜開始吵嘴架，相互指責，勝負難分。 國家安全、郵政、空中交通控制、病房護理、急診、災難救援、監獄、稅務和發電等保護生命和個人財產的基本服務並沒有影響，而住房、環境、教育和商務、財政、醫療保健、國防和交通部門都關閉了，但是這一次，國家公園沒有關閉，因為上一次所有國家公園都關閉，引起公眾強烈不滿。 這不是美國政府第一次關閉，1980年5月1號－1號，1981年11月23號－23號，1984年10月4號－4號，1986年10月17號－17號，1990年10月6號－8號，1995年11月14號－19號，1995年12月16號－1996年1月6號，2013年10月1號－16號。 來龍去脈 美國是個十分重視成文憲法，特別是有關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分立的國家。相對於立法與行政兩權，美國不但極為重視司法權的獨立性，就連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相互制衡也看得緊。總統不是由國會推選出來的，所以儘管總統所提出來的下一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被國會拒絕，但總統不會被迫下台。 通常，美國的政府財政年度預算從10月份開始，如果沒有通過，就只能以一系列臨時撥款條款來一邊繼續辯論、一邊讓政府能夠暫時運作下去。但是今年，共和黨與民主黨竟然連臨時預算法案也無法通過，所以美國聯邦政府的「非必需」功能部門，只能依法停下來。 而造成這種政治局勢的法律原因是——連續發言權，即任何參議員可以就任何議案或者課題連續不斷發言，意味著可以故意的拖延議案的表決，而且是無限期的拖延。如果想要讓他們停止發言，需要獲得超過60%的參議員同意，如今，共和黨沒有這麼多參議員，而這其中還包括一些議員政治取向獨立，甚至跟其他黨派一起投反對票。 目前，兩黨議員達成暫時的共識，又一次先通過臨時撥款條款，讓政府得以恢復運作，民主黨應該是以「鬆綁」移民與預算案，來換取移民特赦法案未來能夠在參議院裡表決。 影響 美國聯邦政府已經經歷了太多次臨時性關閉，這一次就跟以往一樣，與國家和公共安全息息相關的重要部門，例如國土安全部，受到的影響較小，至少90%的國安部員工會繼續工作。國防部在海外的各項行動會繼續進行。美國國務院將會保持部分運作，直到備用資金消耗殆盡。國家公園將繼續保持開放，郵政服務也會繼續運轉。 而像EB-5投資移民計劃下屬的「區域中心」投資移民項目這樣的需要通過預算案來延續有效期的重要法案和項目，只能暫時失效。停擺期間，美國移民局暫停審批所有積壓的申請，同時，美國國務院、移民局和各駐外領事館從1月20日起不得簽發EB-5區域中心投資移民簽證（I-5和R-5簽證）。 但是，說美國政府關門損失之巨超乎想像，甚至預示著美國政治衰退，就是誇大其詞了。在經歷了這麼多次聯邦政府關門的過往中，從1976年到1990年，美國聯邦政府幾乎年年停擺，個別年份甚至停擺兩到三次。 1976年、1977年、1978年和1979年停擺的四次，甚至都在10天以上。但是，其經濟在李根執政之後迎來了復甦，而1995年，美國聯邦政府關門兩次，其中一次達到史無前例的21天，均沒有影響到美國的經濟發展，反而在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經歷了和平時期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經濟增長。 聯邦政府開門之後 美國政府恢復辦公，意見分歧的國會將再次嘗試解決所謂「追夢者」面臨的處境，這些年輕移民是小時候跟隨不具合法身份的父母進入美國的。 但是，通過最近的觀察，共和黨和民主黨很難達成一致，如果國會和總統對追夢者進一步的措施無法達成一致，那麼還有兩個多星期，政府有可能再次關門。 無為而治？ 已經有很多人在討論，今天政府是否還有其存在的必要。 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公共服務、國防、外交的產品具有自然壟斷性質，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如果一個國家不需要公共服務，或者這類公共服務，包括國防和外交可以私有化，而這私有化又建立在對整個國家的人民有益而不是為一己私利，那麼從經濟學的角度，政府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公共服務尚且可以接受私有化，比如公路、交通，但是國防和外交的私有化很難避免為了利益而出現問題，也就是說，從經濟學的角度，其實政府仍然具有什麼重要的意義。 今天，除了像沙特這樣少部分的君主制度的國家以外，大部分國家都是政黨執政，那麼黨組織對於現代國家和政府而言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性？ 從理論上講，一個能夠執行中樞指令的基本程序單元才是能完成政令上傳下達最優選擇。從古至今，緣於科技、政治、倫理等等的原因，黨組織事實上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協調著政府與群眾之間的關係，而無論在野黨還是反對黨，都通過合法的手段，成為完成指令的那個基本單元，這正是自工業社會以來，政府機構的作用。如果沒有政黨，也還是會有一個新的控制者來實現政治目標，組織基層的工作。所以，黨組織的意義在於提出目標並執行，正所謂「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我們心目中那個理想的社會，是無為而治的，是無政府主義的，這需要這個社會裡每一個單位人都有相同的目標、理想，願意為此犧牲自我而共同實現，沒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社會大眾，社會群眾的主要矛盾相同並團結一心，而人性並沒有辦法要求所有人都能如此，所以，無政府主義的無為而治是理想的，卻不是現實的，至少在今天還不現實。
德約科維奇上演了復出之後的大滿貫首秀，雖然已經告別了澳網的賽場，不過相比場內的糾葛，他在場外的新聞遠比比賽本身更受關注。作為ATP球員工會主席的德約科維奇參與了一個100名左右網球運動員組成的會議，商討成立更能代表球員權益的新組織。 球員抱怨獎金分配比例偏低 在ATP球員工會的會議上，球員提出了自己的訴求，就是要求賽事方將利潤中的更多份額用於球員獎金。而德約科維奇要求所有非球員的與會人員先離場，然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並得到了支持。雖然與會人員意識到自己已經是百萬富翁，小德本人更是獎金過億，然而男子網壇還有很多人無法掙到滿意的收入。這引起了運動員們的不滿。 對於獎金分配來說，職業網球的的確確比其他很多項目落後了很多，比如，大滿貫賽事，雖然獨立於ATP運作，但是球員獎金所佔的比例是整個賽事利潤的7%。如果看到了NBA球員和NFL球員的獎金，會發現，網球運動，即便打進大滿貫的正賽也沒有辦法跟這些球員相比，因為美國職業棒球在這方面付給球員的報酬是其利潤的50%。 球員工會 「基本上來說，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所有的球員，ATP官員，再加上賽事組織方。我們的使命是一起把這項運動變得更好。」這是2016年6月，諾瓦克-德約科維奇當選球員工會主席的時候演講的總結詞。 雖然，小德依然不肯透露具體的議題，但是副主席安德森承認當天的話題確實與球員收入有關，但是重點並不是頂尖運動員可以賺多少錢，而是整個職業球員群體的收入問題，特別是較低排名的職業球員的收入問題。 336和253，這是ITF統計數據中給出的男子和女子維持獎金和比賽費用基本平衡的最低排名，也就是說低於這兩個排名的職業選手實際上都是在負債比賽的。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是網球這個項目的世界前336位的選手或者女子的前253位的選手，就是沒有收入！ 艱難的球手們 大部分對體育有公共投入的國家，都會給予小球員的培養補貼，像李娜，她所在的湖北省體委，每年培養小球員的補貼經費大約在500萬人民幣。通常，從6歲到16歲之間的孩子不太需要聘請大牌教練，也不怎麼用出國比賽，所以，通常每年的開銷在10萬人民幣以內。 但是，一旦進入職業圈，教練、旅行的費用直線上升，而一個球員，受傷不可避免，尤其網球是對抗性極高的運動，那麼理療師之類的角色一定是團隊裡的標配。 這樣，對於很多有天賦的球員來說，經濟壓力可以完全壓垮他們的天賦，比如說，2011年美網青少年組冠軍的英國小將奧利-古爾丁（Oli Golding）, 「我當時想努力找個能讓我好好訓練的地方，因為我家附近的網球中心關閉了，去別的地方訓練要麽成本太高，要麽設施不夠好，達不到職業水準的要求。」這位天才少年在曾經的採訪中這樣說過，而他也早早的選擇了退役，「轉職業之後的那一年我打得不順利，心裏非常苦惱，也沒有足夠的錢支撐我繼續到國外比賽了。」 剛剛加入德約科維奇教練團隊的老將斯捷潘內克曾經說過世界排名前200位的男子選手在天賦和競技水平方面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這方面女子選手會大一些），教練的水平、理療師的水平、訓練環境、裝備等級，這些硬件條件的差距才是職業球員從一般高手到頂尖高手不得不想辦法跨越的一道坎。而如果你的獎金收入僅僅能夠維持最低水平的團隊運轉，又沒有出眾的外表或者廣泛的人脈來吸引贊助商的目光，想要憑借一己之力追上越來越高端的第一集團簡直是天方夜譚。 而這也導致了今天職業網壇的老齡化，當我們消費情懷，無比懷念費納決的時候，其實背後有收入不均的原因。 《經濟學家》曾經有過統計，世界排名前100位的男子球員的平均年齡已經從1990年的24.6歲增長到了2017年的28.6歲；女子方面則是從22.8歲增長到了25.9歲。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其實很複雜，因為整個社會都面臨老齡化的問題，但是對於網球運動來說，比賽本身異常昂貴，而且是愈加昂貴，這與低排名的運動員之間產生了矛盾，因為低排名意味著低收入，初出茅廬的年輕選手就面臨著越來越難的生存空間。 球場酷熱 墨爾本夏天的天氣，經常有達到40度的時候，而不能在夜場比賽的球員，就只能在高溫下苦戰，這引起了抱怨連連。小德也抱怨這種狀況的殘酷，抱怨這種天氣之下呼吸困難，還說選手們都「到了極限」。 而主辦單位只有在氣溫高於攝氏40度，且「綜合溫度熱指數」（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index, WBGT ）達攝氏32.5度時，才會啟動極端炎熱對策、停止比賽或關閉球場屋頂。...
俄羅斯爆發全國反普京示威 俄羅斯將於今年3月18日舉行總統選舉，反對派領袖納瓦尼被當局禁止參選，他於1月28日在全國超過100個城市及市鎮發起示威，警方其後在示威期間拘捕納瓦尼。目前納瓦尼已獲釋。納瓦尼被視為現任總統普京最大政敵，他於去年12月24日向俄中央選舉委員會提交了參選2018總統選舉的申請。納瓦尼表示，自己已經得到了15000個提名，並揚言「一定會戰勝普京，在選舉中勝出」。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於週日在全國超過100個城市及市鎮發起示威，警方其後在示威期間拘捕納瓦尼。就在全國大示威開始前夕，莫斯科警方進入納瓦尼的辦公室，大舉搜捕反對派人士。 納瓦尼在網誌呼籲民眾上街，寫道：「那些決定留在家中的人，等同向當權者表示願意忍受多普京6年的管治。」他稱，除了首都莫斯科及普京家鄉聖彼得堡外，其餘地方的示威集會申請都獲當局批准，其競選辦公室遭到搜查，支持者則被警方騷擾。 莫斯科警方表示，雖然當局尊重民眾集會的權利，但將強硬處理違反有關法例的人士。不過，10數名莫斯科警方周日到納瓦尼的辦公室搜捕反對派人士。 警方破門而入後包圍一名男職員，其後要求他雙手放在桌上。辦公室職員透露，警方拘捕數名「反貪腐基金」的工作人員，以及納瓦尼的支持者。 目前，被逮捕的反對派人士已經被釋放。 同路點評： 普京一直是俄羅斯人的希望，他被認為是最可能帶領俄羅斯振興經濟的那個人，但是，似乎俄羅斯目前的狀況是令人失望的，俄羅斯的經濟並沒有重現前蘇聯那般的壯闊，但是，普京通過自己強硬的手段，的確減緩了俄羅斯經濟的衰退。普京修改憲法，延長總統在位的時間，控制議會，如果普京再次連任，那麼已經是他在俄羅斯總統位置的第四個任期，而這還不包括梅普組合時期的那四年垂簾聽政。俄羅斯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個獨裁的國家，但是，如果普京卸任，新的接班人並不能超越普京的政績，也只能說俄羅斯只能依靠普京。 德國施行《社交媒體管理法》 經歷了近3年的討論、草案醞釀及最終批准後，德國《社交媒體管理法》於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該法針對網絡上的「仇恨、煽動性言論、虛假新聞內容」，整合併修訂了2015年以來德國司法部頒布的一系列相關法令，對臉書、推特等在德國境內提供內容服務的社交網絡平台提出了更為嚴格的監管要求。 根據該法，在德國擁有200萬以上用戶的社交網絡平台須自行承擔責任，清理其平台上涉及誹謗、詆毀、新納粹和暴力煽動內容，且社交網絡平台必須在7天內刪除用戶舉報的非法內容，明顯的違法言論需在舉報後24小時內刪除或屏蔽，爭議言論內容也必須在舉報後7日內做出處理，否則將面臨最高達5000萬歐元的罰款。此外，社交媒體企業還須每半年發布報告，公示用戶舉報數量及其處理情況。 德國素有對網絡監管「嚴苛」的名聲，《刑法典》《民法典》《信息自由法》《公共秩序法》《信息自由和傳播服務法》等法律法規都有治理網絡謠言等違法言論的相關條款。針對2015年夏末歐洲難民危機爆發後網民在社交網絡上公開發表仇外言論發酵蔓延的狀況，德國陸續頒布打擊網絡仇外、虛假等非法信息的法律法規，2017年4月通過了《社交媒體管理法》，不斷加大對網絡違法言論的打擊力度，從追究違法個人刑事責任到處罰平台監管不力，罰金也從過去的數百歐元，上漲到現在最高5000萬歐元。 同路點評： 德國《社交媒體管理法》的施行，意味著社交媒體的管理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言論自由的確是民眾的權利，但是，言論自由是應該有限度的，應該受法律的約束。德國這一次站在民主國家的角度，給全世界做出了一個表率，誹謗、詆毀、歧視、暴利、煽動，這些內容是全世界都不能容忍的。民眾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是，言論自由滿分是100分的話，有的地方是90分，有的地方60分，有的地方是10分，10分和60、90分是有區別的，不是言論自由就是滿分，限制言論自由就是0分，而言論自由也該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不傷害其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9號台的直播事故 9號電視台，在澳洲日那天，記者cooper接到了一個看起來並不是很難的任務：採訪一下悉尼城鐵的通勤者，問問他們澳洲日都乾啥。 因為最近悉尼火車爛成這樣通勤者難逃其責，大家都好奇相關工作人員到底在幹嘛。但城鐵員工現在處在輿論風口浪尖上，可能不願意接受采訪，於是這位記者想了個辦法:她決定給每個接受采訪的人50澳幣。 當記者問被訪者澳洲日怎麼過的時候，被訪者拿走了錢，並說，「給身上紮幾個孔」（忙著抽大麻）。 同路點評： 這是直播，面對尷尬，記者只能不失禮貌的微笑，但是這可是直播中的巨大車禍。網友們都炸了，採訪路人還要給人家50澳幣，9號電視台這是乾不下去了嗎。而電視台真應該反思，如今作為新聞工作者，採訪的時候都可以用這樣的招數，那麼他們播報的新聞還有真實性嗎？這不算是一種賄賂嗎？這次直播事故雖然讓民眾發笑，但是，新聞工作者真的需要提高自己的能力。 當局籲維州人慎用緊急電話 從上週日起，維州政府投放了一則新的電視廣告，提醒維州人把000求救電話留到真正的緊急情況下再使用，如果他們的健康問題還沒到那麼嚴重的地步，可以向其他方面尋求緊急醫療援助。 維州政府的「拯救生命：把000留給真正的緊急事件」宣傳活動展示了000緊急求救電話全天候提供的合格和可用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範圍，如電召護士、家庭醫生和藥劑師，目的是希望那些情況不那麼緊急的患者不要浪費緊急醫護資源。 同路點評： 許多維州人開始感覺自己有權為輕微的健康問題呼叫救護車，導致人手已經嚴重不足的救護車人員不得不處理送患者到醫院治療喉嚨痛、水皰、痔瘡和失眠這樣的小病小痛。沒錯，每一個人都有權利，但是多數時候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比我們更為嚴重的人更需要被救護。另外，政府也應該增加緊急救護的資源，以滿足更多人的需要。...
採訪/撰文︰顏海倫 圖︰受訪者提供 Hahndorf（漢道夫）離阿德萊德市中心非常近，開車的話也不消半小時，這個號稱「德國村」的小鎮，是旅客們到訪南澳阿德萊德時必到之處。筆者踏在漢道夫的主要街道上，輕易就能留意到滿街的德國旗幟，鎮上的餐廳供應着著名的德國啤酒和豬手美食，叫人有置身於德國街道之感。殊不知這個熱門的旅遊小鎮竟與一個家庭有莫大關係，筆者有幸與漢道夫的商業及旅遊業主席Jason Duffield訪談，發掘到Duffield家庭與小鎮的淵源，確是令人津津樂道。 家族早於漢道夫紥根 訪問開首，Jason先解釋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母系家族來自Herman家庭，他們的祖先是德國人。他的父系祖先則來自英國，大約在1840年或之前，家庭因為信奉Unitarianism（這個宗教被稱為一神主義）而受到宗教信仰的迫害，因此逃離英國，在這個時候，在Silesia和Prussia的德國人（這兩個地方曾是德國一部分，現在已脫離德國，在北邊、波蘭附近）也逃離了澳洲，因為他們也受到宗教迫害。當Jason的家族來到漢道夫時，他們在漢道夫後面的Shady Grove建了一座教堂。德國人是於1839年建造漢道夫的。 後來約在1920年，到了Jason的祖父那一代，他們在Mount Barker營運一家小商品製造商，叫Jacob’s Smallgoods，製造的東西包括mettwurst（德國香腸）、其他香腸、芝士、薩拉米香腸、火腿，當時是南澳最大的生產商，有500名員工。 至於Jasons的家庭，他們則已經在漢道夫從事餐飲及旅館服務業45年，他的父親和叔叔很大程度上參與其中。他父親多年來一直擁有鎮上所有的酒店，他的叔叔擁有或管理酒吧、餐館和酒店，並已做了很多年，他的家庭與酒吧、旅館、餐廳等餐飲及旅館服務行業有很多交易。 從小在餐飲業工作 Jason從8到10歲開始便工作了，他曾經在酒店或餐廳的吧台工作，還甚至在足球俱樂部的酒吧裡工作過。當他成立他第一個場地時，只有18歲。他曾做了一些研究，主要是通過工作了解這個行業的業務，如他在the German arms餐館得到非常好的經驗。現在他已經48歲了，在這個行業工作了30多年，仍然不減熱誠。 他們現時有一流的餐廳，包括是The Haus Restaurant——Jason是餐廳的董事，這甚至是阿德萊德山上其中一個最大的餐廳，可容納350人，每週7天都有早、午、晚餐，提供鎮上最好的食物。他們有一位出色的行政總廚，以自己的食物和服務和熱情好客為榮，更獲得了南澳旅遊獎的銅牌，成為南澳最好旅遊企業第三位，他們希望明年能成為第一名。除了餐廳之外，Jason和他的家人還擁有阿德萊德山區最大的住宿供應商Manna Hotel。Manna酒店擁有50間客房，Motor Lodge擁有20間客房，還有14間一室公寓。 著名的Hahndorf Inn也是Jason的家庭建立的，於1999年8月1日。Jason的父親看到了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和對德國食品的熱愛，所以他開始在中國的報紙上做廣告，確保用中文打印菜單，並開始在亞洲市場發展德國食品和宣傳漢道夫。他們十年前把這家餐廳賣給了一個澳洲人。 保持新鮮感 在Jason的事業上，總有不少起起伏伏，尤其是餐飲及旅館服務業是一個非常艱苦的行業，工作時間很長，且承受龐大的壓力，有時利潤還要很低。Jason指，工作伙伴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他說︰「你不能獨自一個人做，你需要一個圍繞著你的團隊，找到合適的人可以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對於如何維繫事業，多年來，Jason更意識到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新鮮感，他強調要花一些時間來照顧自己，就像是沉思、坐在沙灘上、讀書等事情都對他有幫助。「無論如何將自己帶回你的中心，要找一個和平的地方。」Jason確保自己有假期，這有助於他保持靈感。在假期期間，他會了解悉尼、墨爾本、德國、歐洲和海外其他地方的人們在做什麼，這有助於他跟上最新的趨勢、緊貼市場發展。「找出市場走向哪裡是重要的，你不能坐下來，必須始終向前看。」Jason對事業有一套看法。 漢道夫獨特的美...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六年前，香港多名高官身陷僭建漩渦，鬧得滿城風雨；六年後，接替袁國強出任律政司司長的鄭若驊，履新首天即被揭僭建醜聞，觸發誠信危機。 事件 鄭若驊於1月5日正式接任袁國強成為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但履新當日隨即被傳媒揭發她及其丈夫名下的屯門海詩別墅的兩間獨立屋有多處僭建物，包括地庫、露台、水池、天台屋，以及地下外牆的改動；但鄭若驊回應時指自己購入物業時並不知悉其僭建情況，又指自己當時「工作太多」，故因而疏忽，並「對公眾造成不便深表歉意」。而據媒體透露，鄭若驊當年簽訂的按揭文件及樓契上列明獨立屋的範圍只有「地下、一樓、二樓和天台」，並無任何地庫。 公民黨陳淑莊指僭建的地庫憑目測及常識已可判斷，質疑鄭若驊「事忙」的說法，又指她簽署的文件無列明有地庫，或已觸犯《盜竊罪》。 鄭若驊之錯 首先，政治敏感度極弱。我們需要知道，在香港，僭建無處不在，據統計，2001至2014年14年間，共清拆474,559個僭建物，而從過往來看，每一屆官員都有人牽涉到僭建問題，這也不是「死罪」，所以很多官員都坦誠認錯，立即修正，也並沒有損害仕途。而鄭若驊卻一直遮遮掩掩，明知故犯，這是「罪加一等」。而且，多次詭辯，辯稱自己不知情，因公忘私，需要包容。 其次，她把民眾當傻子，她在記者會上表示，「其實在我買的時候，情況已是這樣。在屋內我並無作出任何結構性改動」，言辭間又透露她及其丈夫均對僭建毫不知情，但此說辭更令人難以接受，因她的解釋，與其專業背景應該具備的基本認知完全不符。如果她不知道，那麼就是她無能的表現，如果她知道，那麼就是輕視所有民眾。 政治權謀 這件事本身是鄭若驊的錯不假，但是爆發的時期讓人覺得蹊蹺。鄭若驊僭建門醜聞是在她上任後幾乎立即爆發，極有可能是有人早已儲備好她的黑材料，看準她上任，丟出黑材料，餵料給記者，然後照原定劇本循序操作，決意扳倒她，搶位奪權。尤其是在醜聞爆發的第一階段，很多人迫不及待，落井下石。 但是，從1月11日起，情況似乎發生反轉，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在臉書上撰文為鄭若驊大力護航，稱讚對方「太大公無私」，指對方「因公忘私」，因而沒有及時把家裏的僭建處理好，「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似乎是得到了上層的某種暗示，要不然解釋不清這不符合邏輯的一百八十度轉彎。 分析 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位會計師說自己「太忙」，然後忘了給自己報稅；亦或是一位大學教授，「無意中」抄襲了別人的論文……我們會怎麼樣的包容？再或是，我們工作、家庭導致我們「太忙」，不斷地忘了繳稅，那麼稅務局會不會包容我們？ 鄭若驊的事件就是如此，作為一位專家（土木工程師、資深大律師、發展局轄下《建築物條例》上訴審裁團主席之一），因為「太忙」，沒有留意自己家僭建，就像剛才我們所舉的例子中的角色一樣，我們怎麼想，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尤其是，用「警覺性不足」來解釋自己拿不當的圖向銀行簽字申請按揭的事情，可謂知法犯法。於是，我們都可以看出，鄭若驊是明明確確的刻意隱瞞。即便，可能是對手的政治權謀，但是事實擺在眼前，被人抓住了把柄，唯有道歉看公眾是否接受。然而，鄭若驊的「道歉」卻說自己「引起不便」才道歉，並不是因為自己所犯下的錯誤，很難讓人接受。 「實行法治見諸於眾多方面。法律是通過實踐而得以彰顯，但是不應該只由律師、法官和政府實踐。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都應該遵守和尊重法治。我們的日常生活和一舉一動，都是法治的明證。」這番話是鄭若驊首次以律政司司長之名，在2018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信誓旦旦說的。這番話感覺用在自己的時候，就不那麼作為了，當呼籲整個社會參與尊重法治的同時，作為官員的自己卻可以逍遙法外，的確是一個大笑話。 鄭若驊其實本可以避免類似的尷尬局面，她明知自己將會上任，又不是匆匆忙忙的上任，完全可以再上任之前就主動檢視自己所有的情況，找到很容易被抓住的把柄主動自首，這樣即便也會引起公眾的不滿，但是不至於像現在這麼嚴重，而且自己也會佔據主動，表明自己主動找到自己問題並且改正，「人無完人」、「孰能無過」這類的辭藻可以讓很多反對者閉嘴。這也可能正是鄭若驊的僥倖心理，或者是上面有人撐腰吧。 結語 鄭若驊如果身處澳大利亞這片土地，面臨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壓力，即便一個政黨的黨魁奮力保護，也只能辭職了事，但是身處香港的鄭若驊，似乎遮遮掩掩、渾水摸魚，就想讓事情過去，而且事情似乎真的要向著就這麼過去的方向發展，這已經給香港造成了極大的政治隱患。 這樣的情形，將造成民眾對於政府的失望，當民眾的信息處於較低水平的時候，政府的工作將很難開展，也充滿了對政府的不信任感。 另外，鄭若驊，坐上其位，卻不能摒棄自己的精英心態，自覺高人一等，卻不懂犧牲，也反映了政府的用人不察。 中環西環「行埋一齊」的說法，已經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加上反對，如果鄭若驊依然可以屹立不倒，那麼相信，會有更多的對於中央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絡 近日墨爾本發生一連串暴力案件，據悉這些案件都與非洲裔青少年有關，他們的犯罪問題似乎愈發嚴重，他們洗劫別人的房子，毆打傷人，這些行為當然是我們無法接受的，這個問題也令維州與聯邦政府開始七嘴八舌議論，其中包括考慮把這些青少年遣返至原本的國家，但這真是恰當的做法嗎？讓我們來探討一下。 蘇丹人犯罪情況嚴重？ 早前，應自由黨聯邦議員伍德（Jason Wood）的要求，整理獨立犯罪調查資料。資料顯示，在維州犯下惡性入室搶劫罪行、在蘇丹出生的10至18歲青少年犯的人數從2014-15年度的20人增至2016-17年度的98人。同期，來自蘇丹的青少年製造的暴力襲擊案件數量增幅超過55%，從29件增至45件。蘇丹青少年偷車案件數量從2014-15年度的63件增至2016-17年度的150多件。整體上，澳洲出生的青少年犯案數量仍然是最多的。然而，雖然來自蘇丹的青少年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在惡性入室盜竊、汽車盜竊和性犯罪方面，在10至18歲年齡段裡，蘇丹青少年是第二大犯案數量最高的種族群體。蘇丹人只占維州人口的0.11%，但占暴力入室搶劫罪犯人口的4.8%。 伍德指︰「南蘇丹人在維州暴力犯罪方面太突出，政府必須首先保護所有生活在墨爾本和澳洲的民眾。」他指責一些工黨的議員因為害怕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而無視這一數據。他說，那些犯下嚴重罪行（如入侵他人住宅）的人，應該喪失將澳洲稱為家的權力。 然而，這是否只是政客的數字遊戲？其實情況可能沒有他們說得那麼嚴重，維州警察局副局長安德魯•克里斯普上週五也表示，與非裔背景相關的犯罪並不是一個危機。 社會問題政治化 聯邦政府與維州政府則互相推諉責任，澳洲移民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指責維州工黨政府在非裔黑幫問題上不作為，以至於墨爾本居民都不敢在晚上外出就餐。達頓說：「維州政府說的話根本沒有任何威懾力，我們應該正確定義『非裔黑幫』分子。這不是把問題擴展到整個非裔族群，非洲裔民眾也有很多好人，他們和我們一樣譴責這些不法分子。我們需要遣返那些做錯事的人，把他們驅逐出境，但是他們現在是澳大利亞公民，我們需要依法來處理他們。」 維州財政廳長Tim Pallas對達頓的言論進行了反擊，並指責聯邦政府削減了維州執法部門的撥款。Pallas表示：「我們聽取的是維州警方的建議，而不是來自那個令人絕望的總理，或是聯邦政府中那些令人絕望的政客。」Pallas還說到：「值得一提的是，譚保政府還想削減維州9.72億澳元的GST分成，這相當於削減了7700名一線警務人員。」 這些政客未有針對蘇丹人的真實情況和問題，澳洲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國家，究竟政府給予的了解和支援有多少呢？ 南蘇丹人在澳情況 說到這個爭議的中心群體，再準確一點我們應把他們定義為南蘇丹人。澳大利亞的南蘇丹社區大多是在國內因衝突而流離失所的難民，後來定居在這裡，最多人來到的時期是在2003年至2006年間。 雖然南蘇丹直到2011年才被宣佈為獨立國家，但幾代人以來都有一種獨立於蘇丹的南蘇丹獨立自主的感覺。在上次人口普查中，南蘇丹人首次被計算在內，有7700百名澳大利亞人說他們是在那裡出生的，但是社區領導說全國人口更有可能超過2萬人。墨爾本是南蘇丹最大的社區，緊隨其後的是悉尼，但在Wagga Wagga和Armidale等地區也有重要的社區。 許多南蘇丹人在適應澳大利亞的新生活方面遇到重大困難，2015年和2016年爆發負面新聞風暴，將年輕的南蘇丹男子與犯罪和暴力事件，以及墨爾本所謂的Apex幫派聯繫在一起。因此，非洲新移民很容易遭遇輟學和失業。在一些非洲族裔群體中，失業率高達50%。 南蘇丹領袖要求公平對待 社區領袖科特•莫諾阿（Kot Monoah）於2004年從南蘇丹移居澳大利亞，現在是墨爾本的一名律師，他指責澳大利亞媒體對新移民的許多群體一直不友善，而對南蘇丹人的種族描述，是對無辜者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傷害。在Apex被媒體報導期間，這個社區的人努力尋找出租房屋，有些家庭因南蘇丹的背景而被拒絕。已經工作的人會被問到是否Apex幫派的成員，五六歲的孩子在學校也被問到這一點。 科特很想告訴大眾，大多數南蘇丹人民不僅經歷了許多澳大利亞人難以想像的戰爭和苦難，或來自一個非常不同的文化。他更想說的是：就像澳大利亞人一樣，他們也是多樣化的。「就像你會發現有澳大利亞人是鄉下人，有些人是寬容的，有些人是對世界的狹隘看法，有些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有些是受過高等教育。南蘇丹人也一樣，他們想要的是公平對待。」 是次維州的非洲幫派犯罪問題上，科特譴責總理譚保借接連犯罪的情況而「傳播仇恨」，又對達頓危言聳聽的評論提出了質疑，並表示政治家們應該努力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是引起公眾的恐慌。維多利亞州多元文化委員Mimmie Watts博士周六在墨爾本的一個社區會議上也說：「過去的幾周裡，媒體重重地打擊了非洲社區。」 越南群體是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