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秀辰 圖:維基百科 有一首歌,傳唱中國近百年,家喻戶曉。然而,很少人知道,這首歌在美國萌芽,在日本長成,在中國開花結果,那就是《送別》(日文版《旅愁》、英文版《夢見家和母親》)。 約翰•奧德韋(John Pond Ordway,1824年~1880年)是一名美國醫生、作曲家、音樂企業家和政客,出生在馬薩諸塞州。1851年,他創作並出版了歌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夢見家和母親)》,這首反映美國內戰的歌曲一度流行。在今天的美國,幾乎沒人知道這首歌,但它在日本和中國的流行程度大大超出想像。 日本音樂家犬童球溪以原歌的曲調略微改動後,填上日文的新詞,作成《旅愁》這首日文歌。犬童球溪一生從英文歌曲翻譯創作日文歌曲250多首,他反對直譯英語歌詞,喜歡用日語爲原曲重新填詞。犬童球溪比奧德韋小55歲,在那個傳播尚不通暢的年代,卻能聽到《夢見家和母親》,可見這首歌傳唱經年,並非曇花一現。《旅愁》1907年入選了日本音楽教科書「中等教育唱歌集」,2007年入選「日本の歌百選」。 1905年至1910年,李叔同(即後來的弘一大師)留學日本,聽到《旅愁》,被優美旋律所打動,産生了創作靈感,後於1915年在稍作修改的曲調上配以中文歌詞,作成了在中國傳頌至今的《送別》。《送別》的歌詞類似中國詩詞中的長短句,有古典詩詞的文雅,但意思却能平白易懂,令歌詞與曲調結合得十分完美。 《送別》在中國樂壇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1920至40年代,《送別》是新式學堂中教授的學堂樂歌。1970至80年代,《送別》作爲插曲或主題曲分別出現在電影《早春二月》和《城南舊事》中。1990年代以後,翻唱和改編《送別》的例子不計其數,包括搖滾樂隊唐朝改編翻唱,以及韓磊在《我是歌手》第二季中改編演唱。《送別》也受到影視作品的青睞,香港電視劇《千王之王重出江湖》、中國電影《讓子彈飛》、《厨子戲子痞子》等,都使用《送別》作爲插曲。 《送別》的各個版本時間跨度大,風格各異,除了下面爲大家選擇的版本,讀者朋友可以在網上自行搜索視頻: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演唱:不詳) 今天能找到的唯一一個版本,是一位收藏者用錄像設備對著黑膠唱片機錄製,彌足珍貴,讀者朋友千萬不能錯過。 《送別》(演唱:樸樹) 1990年代流行於中國的吉他彈奏民謠曲風,用90年代的校園歌曲風格演繹20年代的校園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8Ijlt2eg3k 《旅愁》(演唱:不詳) 《旅愁》比《送別》更富悲滄的氣息,因為《送別》是別離之情,而《旅愁》是久別思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zdAKCWuKo4...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蘋果日報 「梁天琦」,在兩、三個星期前,無論對於香港政治圈有多熟悉的人士,能說得出這三個字的人,寥寥可數。但到今天,「梁天琦」這三個字,已經在部分香港年青人的眼中,尤其在網絡世界上,已經成為一個有如爭抗運動先鋒的代名詞。在這兩星期,香港社會各輿論都聚焦在一場小補選中。這場選舉的實際意義本來不大,但這場補選能成為焦點所在,全因有香港「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的參與,使選情一度掀起風雲。雖然最終仍是由屬於泛民主派的公民黨取得議席,但從選情到結果來看,不能否認現時的香港局勢,存在著一種新勢力。 香港新界東立法會補選結果一如民調所料,屬泛民主派的「公民黨」楊岳橋以約16萬票成功當選,險勝屬親政府的「民建聯」周浩鼎一萬多票。不過,是次補選結果的焦點,卻反而落在「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身上。「本土民主前線」是「本土派」其中一個組織,而「本土派」是香港於2010年後新興起的一個政治派系,主張嚴格實行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更極端的「本土派」組織更主張香港獨立。雖然梁天琦所得的票數只有66,524票,佔總票數逾15%,但遠較一眾保守派人士預期的高。因此,可說他和「本土派」其實已經贏得漂亮的一仗。 事實上,無論是誰成功當選,他的任期只有短短的九個月時間。而且無論是泛民主派或是親政府的建制派取得議席,對議會內的議席比例,或決定權亦非有重大影響。但梁所得的六萬多票,已經可揭示香港正形成一種反政府,但亦不支持傳統泛民的新勢力。但這又是否代表香港將會有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能改變當前香港的局勢呢? 「本土派」代表一種不滿,一種希望 「梁天琦」這三個字,可說是因農曆新年年初一的「魚蛋革命」,他因參與此騷亂後被補而聲名大噪。亦可說因為由這事件,將「本土派」和「梁天琦」的知名度和支持率推向新高。但單單以這事件,就斷定他們今次的成績,亦有點片面。 事實上,「本土派」在「佔領中環」時,或在更早時間,已經存在著在香港社會當中,但一直都給予人一種「雷聲大、雨點小」、「愛生事」的感覺。但自從「佔領中環」後,香港的政治形勢急劇改變。香港社會上的遊離派人士和年青人,既不滿親政府的建制派處處只懂為政府護航,但他們又對於傳統的泛民主派所主張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手段,已經感到厭倦。認為傳統泛民主派的手法流於表面,只以自己的利益為大前題。就是因為兩黨都得不到民心,才會慢慢使這一股以「激進」、「本土」為旗幟的勢力得以成形。 轉換來說,作為「本土派」的梁天琦,在今次選舉中可說是腹背受敵。但他仍能在如此環境下取得不俗的票數,是因為他在年青人眼中,是帶有希望(編者注:在此必須嚴正說明,並不是指暴力抗爭行為可帶來希望,我們亦強烈譴責各種暴力行為。)。作為一股新興的「本土」力量,他們沒有傳統的政治包袱,只為了自已的信念而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在現今的香港政治局面來看,他們這一種新鮮感,的確為中間派人士和年青人帶來一絲希望。 其實,今次的選情是有跡可尋。在去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中,有多名獨立人士,或以年青人為骨幹的新團體,如青年新政、傘下爸媽等,擊敗多名資深傳統議員。在當時而言,已經是對香港社會的一種啟示。 民生問題多於政治問題 在選後,落敗的周浩鼎被問到梁天琦有6.6萬多票,他回應指不得不認激進勢力是存在的,應深思激進勢力存在的原因,未來如何應對。對,如果我們細心一想,他們存在的原因,其實真的都是政治問題嗎?從「佔領中環」到「魚蛋革命」中,我們看到的「本土派」,都是一群年青人走到街上,用較激進的行為進行抗爭,當中絕少有較年長的一群或專業人士參與其中。再環觀世界各地,又有多少地方會出現如此年青一群的抗爭力量呢?深思激進勢力存在的原因,相信是因為香港年青一群看不到將來的前景,這是民生問題多於政治問題。 如果用澳洲和香港作出比較,這答案會更清晰。在香港,年青人能讀大學的比例不足20個百份點。而讀不了大學的香港年青人,其出路本身已經有限,再加上香港產業非常單一。因此對他們而言,除了能勉強生活外,買車買樓這些東西根本就遙不可及。更甚的是,香港的大學生也開始看不到出路。但在澳洲,能讀上大學的青年人,比例高達接近四成。澳洲大學生們對於將來的出路,其選擇是非常多元化。就算是非大學生,他們的選擇也不少,不少工作的收入甚至可比大學生能找到的工作多。因此,如香港的民生能像澳洲這環境般,即使香港年青人對政黨如何不滿,也沒有條件形成出像「本土派」這一股勢力。 因此可以預計,如香港的民生問題,尤其是年青人所關注的得不到解決,「本土派」的力量只會越來越大。 香港政治一個死結 但平心而論,無論「本土派」這勢力有多強大,對香港的政治環境其實影響不大。親政府的政黨選票,基本上是「鐵票」,故「本土派」基本上拿不走他們多少議會席位。會支持「本土派」的,都是一些支持民主,但又對傳統泛民主派失望的市民。最終,只會是泛民主派和「本土派」互搶選票。 更深層的問題是,無論香港任何一個政黨有多強大,他們執政的可能性是接近零的。之前已經討論過,香港的命運在1997年後,基本上已經可預期的,亦看不到有多少改變的可能。或許,仍有不少人會認為,香港在被英國殖民統治時,亦經歷過一段黑暗時期,但最終仍可透過抗爭而獲得更多權利。但當時香港是透過英國,這一個有民主機制的國家,經過考量下,才得以把情況改善過來。但當時的情況和現時不可同日而語。在香港回歸中國後,對中國政府而言,已經完成歷史任務。香港的前途已經不是中國政府的首要考量因素。因此香港回歸後的命運,可預期只有兩個可能性;一,表面上有談判的空間,但仍會慢慢地和中國融合;二,像現在一樣,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明確地表明,沒有談判的可能,亦要以中國整體利益為首要。 因此,如果香港人再沒有這覺醒,無論出現多少「本土派」,或「本土派」有多壯大,最終很可能只會遊走在這死結中,難以找到一條更好的出路。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 3月1日晚,在墨爾本「王朝」酒店,一位神秘人物開筵17桌,宴請墨爾本僑團領袖。這位神秘人物就是去年年末被媒體熱炒最終發表聲明退隱江湖的「祖古白馬奧色仁波切」——也就是俗稱「白馬奧色法王」的吳達鎔。在去年年末被揭發之前,墨爾本是吳達鎔最經常現身的海外城市,如今事件過去不到100天,吳達鎔再度現身墨爾本並且高調宴客,這個「前度劉郎今又來」讓人有點看不懂。 「法王」再現墨爾本 據透露,「白馬奧色法王」吳達鎔於3月1日晚在墨爾本「王朝」酒店開筵17桌, 宴請墨爾本僑團領袖。席間,除共享珍饈美味,更有「獎品頗多」的抽獎活動,顯示主人家的「巨大熱情」,似乎吳達鎔先生希望與墨爾本各界舊識重修舊好。 當然,吳達鎔先生願意與墨爾本各界舊識一叙別情,旁人也無理由干預,只是據稱,吳達鎔先生此番光臨,嘉賓仍是以「白馬奧色法王」名義相稱!去年年末,吳達鎔遭媒體群起質疑法王身份,最終在一個星期之內辭去所有職務、頭銜、榮譽和認證,與所有弟子脫離關係,並向公眾致歉。這一次「法王」重來,到底是怎麽回事? 據悉,吳達鎔先生近期又稱自己「法王」身份確實無疑,得到中國政府認可。不過,去年年末的情形,大家都曾親歷,吳達鎔先生確實是在媒體的巨大壓力下,承認自己的身份僅是一名「瑜伽士」,辭職後將「潜心修行、利樂有情」。農曆新年剛過,吳達鎔先生便又自稱為「法王」,還高調出山,真真假假,令人不安。顯然,此事不能只聽吳達鎔先生一面之詞,當晚到場的人士,以及澳洲藏傳佛教的信眾,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保持小心。 「政府認可」如何解讀 倒是談到「政府認可」這個概念,頗值得探討。耶穌基督曰過:「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宗教和政治應該相互分離,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也正是奉行這樣的原則。不過,就藏傳佛教本身而言,和政治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歷史上,佛教傳入西藏地區之後,經過了很長時期的發展,現代藏傳佛教的體制,基本上在清朝中前期形成和完善。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派遣福康安平定西藏變亂,並且整飭藏傳佛教的規章,編成《欽定二十九條章程》,規範藏傳佛教制度以及主要宗教領袖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的轉世方式,確立了「金瓶掣籤」制度。1935年,中華民國政府制定《管理喇嘛寺廟條例》,除因襲清朝制度外,規定「轉世者以曾經轉世者為限」,即不再産生新的轉世活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近年來亦頒佈《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規定藏地所有的轉世傳承需中國政府的同意與認可。 顯然,藏傳佛教自清代以來,一直處於中國中央政府嚴密的管理之下,其中的「真」和「假」,也確實只有中央政府有權下最終結論。不過,通常中國中央政府處理藏傳佛教事務,都會充分考慮藏傳佛教傳統。而吳達鎔先生的言下之意,似乎是「只要中國政府認可,不合傳統也可以是真的」,顯得有點兒戲。 中國宗教環境特殊 中國是個典型的世俗國家,又是有著悠久中央集權歷史的國家,宗教問題在中國的表現形態往往和在別國不同。很多時候,宗教界雖然比較反感政府嚴格管理宗教事務,但當有問題需要解决的時候,宗教界又很自然地向政府公權力尋求幫助。 元代初期,元朝統治者崇尚道教,著名的全真派祖師「長春真人」丘處機被成吉思汗封為國師,全真派盛極一時。到了李志常掌教後期,皇帝忽必烈開始偏向佛教,全真教在皇帝主持的辯論大會中落敗,從此聲勢一落千丈,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全在皇帝一人好惡。中國宗教對政府公權力的依賴,也從中可見一斑。 目前,中國一年一度的「兩會」正在召開,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督促國務院加快清真食品管理行政法規的立法進程,使之儘早出臺。待行政法規出臺後,再考慮進一步上升爲法律。消息傳出,遭到輿論的强烈反對,很多人認爲,這一做法,會導致中國伊斯蘭教侵蝕世俗環境,進而導致中國穆斯林群體阿拉伯化、離心化,最終危害國家安全。本來,「清真食品管理」是伊斯蘭教內部的事情,但中國伊斯蘭教就會向政府尋求幫助,希望通過國家立法來實現,是又一鮮活例子。 「政教關係」很複雜 說回「政教分離」這件事。所謂「政教分離」,自然要包含一個互不干涉的原則,但怎麼界定互不干涉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當今世界,伊斯蘭教的問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其中很突出的一點是,部分比較極端的伊斯蘭教人士,要求別的宗教或者非宗教人士「尊重」其宗教習慣。應該說,伊斯蘭教的這種「尊重」訴求是相當過分的,等於把自己宗教需要遵守的教條,強迫別人接受。前不久,伊朗總統魯哈尼訪問歐洲,在拜會梵蒂岡教宗時,要求將現場的裸體女性藝術品包裹起來,在法國時,又要求法國總統在宴會時不飲酒以及不食用豬肉菜餚。最終,教宗滿足了魯哈尼的要求,而法國總統則予以拒絕,當然宴會最終也就撤銷了事。 由此可見,在「政教分離」的問題上,「政」和「教」誰更容易侵蝕誰,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中國是個典型的世俗國家,改革開放之後,教育程度也普遍提高,民眾對宗教極端主義的反感和對宗教侵蝕世俗生活的恐懼舉世少見。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外界看來中國的宗教自由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但在大多數中國民眾看來,中國的宗教自由簡直泛濫。 近幾年,中國一些地區頻繁傳出消息,中國政府正有組織的拆除違規擴建的教堂,並且拆除一些教堂頂端的十字架,個別教會的牧師(屬於中國政府管理下的三自教會)也因一些宗教以外的罪名(比如經濟問題)遭到訴訟。但是,也就是近幾年,一些中國穆斯林組織所謂「糾察隊」,(依照所謂的《沙利亞法》)進入非穆斯林家中抄查酒類、豬肉,更有穆斯林打砸非穆斯林經營的拉麵館,都沒有得到依法懲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對宗教的態度很難得到民眾的普遍滿意,或許要用時間來等待中國政府作出正確的决策。
文:本刊編輯部 圖:社交媒體 伴隨著社交網絡虛擬社會的迅猛發展,不僅規範性書面語和當前口語之間的界限正愈來愈模糊,不同國家的語言文字也亦開始相互摻雜糅合,一種更為簡潔和便利的語言文字風格開始流行,似乎正悄然改變著不同國家之間的民間交流模式。 近年來,在日本社交網絡頗為火熱的「偽中國語」更是漸漸「紅」至中國,成為了趣聞。「偽中國語」是一種乍看全是漢字,但個別漢字又與中文不同,雖然細讀會發現完全不符合中文語法,卻是無論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亦或完全不懂日文的中國人都可以「微妙」理解的社交新語。 在正常的情況下,日語會話句子中會由漢字(日語漢字)、平假名和/或片假名組成。但「偽中國語」卻是一種「超簡」的書寫方式,直接去掉了日語句子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僅保留日語漢字詞彙和日語句式,雖然不符合規範性的完整日語表述,但在理解方面卻絲毫不存在障礙;甚至因為完全使用漢字,方便了那些不懂日語但會中文的人,憑藉漢字即可大體猜對內容並進行對話,有中國網友發文表示,「我居然能勉強看懂日本推友的偽中國語。」 「偽中國語」最早出現於2009年,但真正大面積流行並開始出現「規範化」卻是近一兩年間的事情。日本甚至有網站專門推出「偽中國語」教材,讓使用者熟悉基本的日語漢字詞彙含義,例如,「私日本人」是「我是日本人」,「大感謝」是「非常感謝」,「全然問題無」是「完全沒有問題」,「意味理解不可能」是「不能理解意思」,等等。亦有日本人在「推特」上成立了「偽中國語研究會」,吸引不少中國網友翻牆加入討論。而認為「偽中國語」開啟了日中交流的一扇新窗口,使得雙方民間的溝通更加便利的網民亦大有人在,有日本網友發文表示,「『偽中國語』使日中交流全然大丈夫(沒問題)。」 「偽中國語」本質上是一種混合語言,糅合了漢語和日語兩種語言的特征。然而,倘使追溯歷史,不難發現「偽中國語」並非為在日本和中國流行的首種混合語言。在20世紀中葉前的滿洲國(今中國東北)統治時期,曾流行「協和語」(又稱興亞語、日滿語、大東亞語)。當時的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政權,大批日本人移居滿洲,其中不少人在滿洲國各階層的機關擔任實質領導人,故無論是政界、商界或民間,都急需確保滿洲國的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有效交流;同時,為推進殖民同化,日語成了滿洲國中小學的必修課,日本和滿洲國當局更是推波助瀾,促成了「協和語」的誕生,並令該語言在口語和書面語上被廣泛應用(分漢語協和語和日語協和語兩類)。在詞彙方面,常直接從日語中借詞或音譯,如 「好」說成「腰細」(よし),「……先生」說成「……桑」(…さん),「……太太」說成「……歐庫桑」(…おくさん),勞工的薪水使用「勞金」(労金),職員上班稱「通勤」(通勤),電影叫「映畫」(映画),公司叫「會社」(会社),等等;而句式亦使用日語句式,口語中如「你的幫我,我的錢的大大的給。」「高橋歐庫桑,豬的看見沒有?」以及書面語中如《滿洲農業概況》提及「人生所需求的衣食住一切物品,無一不可以大豆供給的。」 當然,日語的協和語自誕生開始就受到一些民族意識強烈的日本人的猛烈批判,隨著日本的戰敗和滿洲國的滅亡,日語的協和語被放棄。另一方面,隨著東三省的收復,新中國的成立,漢語的協和語亦隨之式微,並消失於中國現代漢語的規範運動中。 然自有人類以來,語言和文字就是一個民族的特有象征,一種語言的誕生、興盛和消亡與使用該語言的民族的強大密切相關。英語能夠成為現今全球官方通用語,得益於大英帝國的殖民輝煌,而曾經的漢語文化圈(如日本、越南、北朝鮮和南韓等)的普及亦得益於中國自南北朝之後「萬邦來朝」的社會繁榮和文明強大。同理,消滅一個民族自我意識的最佳方式是剝奪其原本的語言文化,為許多殖民國家最常用的方式,而民族獨立和強大意識的誕生亦往往由擺脫原宗主國/文化影響國而自創語言文字開始,在越南、南北韓和日本曾經實施的「漢字邊緣化」策略即是如此。時至今日,越南和南北韓已經正式停用漢字。 日本雖然沒有如同越南和韓國一樣完全廢除漢字的使用和教育,但亦經歷了明治維新時期和二戰後的爭論時期,日本內閣曾於1946年公佈了以完全廢除漢字為目的《當用漢字表》,但最終沒有廢止漢字的使用;隨後的國語國字改革,內閣於1981公佈了《常用漢字表》共1945個漢字;而後的計算機和文字處理機「新JIS漢字」使用,將簡略漢字擴張到了《常用漢字表》外的漢字,國語審議會遂於2000年制定了《表外漢字字體表》。作為最大的日本漢字字典,《諸橋大漢和辭典》共記載漢字5萬個,雖然現代日文中的常用漢字約只有兩千餘個,其中部分為「和製漢字」(由日本人獨創的漢字)。 一種語言要生存和發展,須與時俱進,其中的一個方式就是大量吸收外來語言,如同英語中的不少詞彙其實源自法語,日語片假名詞彙多源自英語(外來語),而現代漢語中的不少詞彙又源自於和製漢語,如 「呎」、「腺」、「鱈」等日語漢語字以及「通勤」、「寫真」、「王道」、「觸媒」、「次世代」等日語漢字詞彙。而這種語言文字上的融合,源自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很多時候,其主導動力是經濟利益,以及國家的綜合實力。例如,日本人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積極向中國大陸開拓商機,輸出流行文化,不少日本人學習漢語,誕生了「有日語特色的中文」,時常可在日資企業或日本人撰寫的出版物中見到。而越南、南韓等國開始出現呼籲漢字恢復的呼聲,亦同這些國家與中國日益緊密的商貿交往有關。 雖然,「偽中國語」自身在語言學規劃性方面的局限,註定了其成為一種通用語言的前路十分渺茫,但其存在確實為我們打開了一種新的交流方式,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不小的樂趣,故與其太過糾結於其政治意義,不如大家樂在其中!本文的文題即以「偽中國語」寫成,在讀完本文之後,讀者能够明白文題的意思了嗎?呵呵。
爭做中國好網民工程 !? 近日,中國內地繼續收緊互聯網言論自由,年輕網民更成為當局重點監控對象。國家網信辦近日召開會議,宣布下月將啟動「爭做中國好網民工程」,為期5年。當局指,青少年將是工程的「重點」,冀籍着網絡文化「滋養育人」。 「有甚麼樣的青少年,就有甚麼樣的網絡;有甚麼樣的青少年,就有甚麼樣的未來。」國信辦主任魯煒早前曾表示,青少年是互聯網主要用家,故培育「好網民」就要「從娃娃抓起」。 有分析認為,當局正在加緊管控輿論,並塑造大一統網絡輿論格局,審查部門不限於僅僅攔截有悖於政黨意識形態的言論,還要主動去創造支持者,使內地網絡進一步體制化。 而在二月時,國家網信辦以清理淫穢色情、虛假欺詐、有償訊息為名,關閉藝人孫海英等多名大V(活躍於微博、身份獲認證的知名人士)的網絡帳號,有指此舉反映內地言論自由正被不斷收緊,甚至令人聯想起文革時代。對此,維權人士胡佳表示:「孫海英都受到限制,其他體制外的公共知識分子受到的打壓可想而知。」 而中國當局強調有少數網絡名人無視社會責任,濫用影響力多次在網絡發布反對憲法原則、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造謠傳謠、擾亂社會秩序等行為。目前,包括羅亞蒙、演員孫海英、大鵬看天下等網絡大V帳號已被關閉。 同路點評: 近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更強調官媒「必須姓黨」,看來中國政府收緊言論自由之意非常明確。雖然中國國家新聞媒體是中國政府的宣傳工具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近日的高調行為亦使人感到意外。 相信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不斷下滑,網絡上的不利言論的確對中國政府穩定市場信心,有很大阻礙。而且中國的「兩會」即將召開,中國政府需要一個安定祥和的輿論環境。 但是,現今的網絡環境和60、70年代的媒體環境不太一樣,相信中國政府今次的如意算盤也不一定能打響。 司長指創科深港合作重點 香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與深圳市長許勤,在政府總部共同主持深港合作會議,雙方簽署三份協議,分別是在前海實行香港工程建設模式合作安排,促進創新產物合作協議,以及水生動物檢測合作安排。林鄭月娥表示,創新及科技是深港未來一年合作重點範疇,期望在創新及科技局的推動下,深港合作會有所突破。她指,港深政府及瑞典卡羅琳醫學院成立三方專責小組,探討實質合作項目,以充分發揮香港及瑞典再生醫學的研發實力,以及深圳產業化能力。她指,施政報告提出二十億港元創科創投基金,相信會吸引更多深圳私人風險投資基金投資在香港創新企業。 同路點評: 雖然香港政府近年不斷大力提倡推動創新科技,但一直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香港十多年前發明了「八達通」(一種類似維省Myki 的卡),被認為是時代革新的產品。但香港之後的創新科技一直停滯不前,最主要是政府沒有與時並進,提供更多資源,甚至法律上的援助,導致香港的創新科技成就已經落後不少。 台灣「二二八」69週年 今年是台灣「二二八」事件69週年紀念,現任台灣總統馬英九於28日當天出席「二二八」事件69週年中樞紀念儀式,他表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反應,不是仇恨與報復,而是愛與和平。民主進步黨主席、下任台灣總統蔡英文在追悼紀念會中則提出要實現轉型正義,整理並公開「威權時代」的檔案。而作為受難者家屬的台北市長柯文哲用「一日雙塔」騎行活動紀念「二二八」,發表感言時一度落淚。馬英九當日上午出席「二二八」事件69週年中樞紀念儀式,頒發回復名譽證書給受難者王仁厚的家屬,肯定他們過去的清白。 同路點評: 在「二二八」這事件中,當時的國民黨加強對台灣的高壓統治,導致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仇恨越來越深,亦使部份台灣人漸漸產生獨立、建構屬於自己國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說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當然歷史已經過去,但歷史亦會不斷提醒我們,我們現在的幸福和權利,都是得來不易的。 兩姐妹30年後再會 1985年11月13日,魯伊斯火山大爆發 ,造成超過2萬人罹難,一對年幼姊妹花慘變孤兒。杰奎琳也只是9歲,褓母於是把兩人帶到一個政府收容中心。在一片混亂之下,官員把她們交給兩個家庭。結果,兩姊妹一失散便是30年。 你們兩人原居於波哥大以西128公里外的阿米諾鎮,父母在城外工作,平日由褓母照顧。 失散30年的年幼姊妹花現今已長大成人,分別是33歲的妹妹洛雷娜•桑托斯(Lorena Santos)和39歲的姊姊杰奎琳(Jaqu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