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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秀辰 圖:維基百科 之前我們介紹了谷村新司和他的作品《昴》。華語男歌手可以翻唱谷村的作品,那麽女歌手有沒有這麽好的運氣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日本女歌手中島美雪的作品。 中島美雪1952年出生於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創作型女歌手、廣播主持人。她於1975年出道,1980年代得到極大歡迎,是日本代表性的一位創作型女歌手,她抑鬱沉重的曲風和在廣播節目中開朗的語氣之間的落差也是為人所知的。 作為歌手,中島美雪顯然是非常成功的,她先後獲得日本唱片大獎12次,日本金唱片大獎2次。中島美雪還是一位創作型歌手,她作詞作曲的歌曲16次登上日本紅白歌會的舞臺,演唱者包括了工藤靜香、德永英明這樣的大腕。她本人也兩次登上紅白歌會的舞臺,其中一次還是對陣谷村新司。 和谷村新司一樣,中島美雪的歌因為翻唱的緣故,在大中華地區廣受歡迎,大概很少有人沒聽過改編自中島美雪作品的華語翻唱歌。根據坊間統計,中島美雪約有70首作品被改編爲一百多首華語歌曲,從70年代至今,幾乎每張專輯都有歌曲都被華人地區歌手所重新填詞與翻唱。華語樂壇的明星如徐小鳳、鄧麗君、鳳飛飛都曾翻唱中島美雪的歌,連男歌手任賢齊都靠著翻唱歌曲《傷心太平洋》(翻唱自《幸せ》)走紅。1995年,中島美雪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海外演唱會於香港舉辦。1997年,中島美雪獲邀為王菲創作「人間」一曲,由林夕填詞,收錄在其1997年的「王菲」專輯。 1992年,王靖雯(即王菲)因爲把中島美雪的《ルージュ(口紅)》翻唱爲《容易受傷的女人》,一舉成爲香港天后,一時之間人人爭先翻唱中島美雪的作品。《ルージュ》的旋律低沉舒緩,哀傷卻不幽怨,蕭瑟却不陰冷,非常恰當地表現了感情受挫的女性的情緒。 《ルージュ》有國語、粵語、台語等翻唱,有的語種還不止一首。除了下面爲大家選擇的版本,讀者朋友可以在網上自行搜索視頻: ルージュ(演唱:中島美雪) 中島美雪以她深沉的聲綫,給予了完美的演繹。 容易受傷的女人(演唱:王菲) 天后王菲的成名之作。王菲高亢亮麗的嗓音,演繹如此低沉舒緩的曲調,却沒有任何的違和感,得獎乃是實至名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Dz24FCYqI 情長路更長(演唱:梁雁翎) 梁雁翎在香港算是半紅不紫的歌星,她的這個國語版本的優點來自於她自身條件:聲音略微沙啞。 情人之間的情人(演唱:邰正宵) 男聲演唱,談不上完美,算是聽個新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QWnBHiwrc 容易受傷的女人(演唱:Kim Anh、Thien Kim) 最後,照例爲大家奉上越南語版,老實說唱得相當有特色,其中摻雜了幾句粵語,結尾還奉上《大約在冬季》的彩蛋,不看真的可惜。
文:本刊編輯部 圖:蘋果日報 香港自去年9月開學至今,已有18名學生自殺,當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1歲。自殺這行為,當中絕大部分是個人因素所引起。當自殺接二連三地發生,並同樣發生在學生身上,自殺就不可能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無可迴避的社會問題。教育的原意是讓人步向光明和幸福,但當學生在接受教育時不斷被推向絕望和死亡,我們就應反思整個教育制度,甚至社會的價值觀,是否已經被扭曲到一個令人不可以接受的狀態,絕不是一句「感到悲痛,勉勵年輕人珍惜生命」或像香港教育局局長所認為,「已經有合適機制去防止」就能解決。 近日,香港有一名醫科大學生和兩名中學生,在連續三天間,決定了結其短暫的生命,事件引起香港社會強烈關注學生自殺問題。自去年9月開學至今,在短短半年間,已經有18名學生自殺。這些自殺個案的原因,都離不開「學業壓力」這四個字。明顯地,綜合這些自殺案件,已經不能單純地以「個別事件」名義,就不了了之。教育,本是令學生認識世界,為甚麼卻令他們離開世界? 家長、學校和教育局之過 環觀世界各地,學童自殺的新聞絕不是奇聞,當中涉及到的原因亦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大多學生的自殺原因,是因為受到校園欺凌。而美國學生自殺原因,有因學業壓力,也有因感情或朋輩問題。在澳洲,亦不時有學生自殺的報導,但當中絕少因學業壓力而輕生的。當我們細心留意,香港的學生自殺,其原因總離不開學業問題。當中,家長、學校和教育局都要為使學生承受過重的學業壓力而負上一定責任。 香港人崇尚精英主義,觀念根深柢固,由小學分班,到大學生畢業求職都面對以「成績分高下」。大多家長們從小已經向孩子灌輸一種觀念,就是把學業成績的好壞和將來在社會的成就劃上等號。成績好就容易找到好工作,成績不好的就被冠以「人生失敗組」稱號。在精英主義的影響,家長們漸漸對孩子的期望,不再停留在讀書識字這範圍,變成「培育」小孩學習十八般舞藝,琴棋書畫是基本配備。學生在家長期望下,承受著一定的學業壓力。而大多學校在面臨學童人口減少,在收生不足的情況下,只好放棄其辦學理念,配合大環境以學生成績作為宣傳策略,製造一個精英學校的形象,以吸引更多的家長的青睞。但要以成績作為宣傳重點,變相加強操練學生,使學生們在空餘時間得不到應有的喘息空間,壓力倍增。 另一方面,香港教育局卻漠視這情況。公平而言,香港的教育制度和設計並沒有太大問題,問題在於香港教育局在設計這些制度時,忽視了香港的教育文化和社會觀念,使原本好好的課程設計,變成學生、學校和家長的另一種負擔。早前鬧得熱哄哄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就是一個好例子。當社會提出問題時,教育局官員就隨便勸喻一句「學校和家長不要太著重成績」或在電視上下廣告,說:「求學不是求分數」便敷衍了事。 一環扣一環的社會問題 在社會中的旁觀者,或許會以左一句「都是教育制度問題」,右一句「都是那些怪獸家長給太大壓力」作總結。但如果我們單單怪罪於教育制度、家長給予太大壓力或學生的「抗壓能力低」,只會看到最表面的問題,而且有欠公允。學生們走上絕路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看不到前路,看不見將來有甚麼是自己可控制的,但生和死是他們此刻可掌控的。其實,學生自殺問題,是一個一環扣一環的社會問題。 細心一想,為甚麼在澳洲或美國等,絕少學生因成績問題而自尋短見?因為對他們而言,成績的好壞與將來的生活沒有太大關係。以澳洲為例,如果讀不上好的大學,在中學畢業後,能選擇的工作也不少,而且待遇也並不比大學生差。即使大學時的成績不理想,轉科或選擇停學一年,然後到外工作或旅行的例子比比皆是,根本形成不了多少學業壓力。而在美國,大多只有最高等的學府,才會傳出有學生因「學業問題」而自殺的消息。但擔心前途問題並不是他們自殺的主因,而是自尊感。在最高等學府的大學生,本身在中學時便是屬於最出眾的一群。但在最高等的大學中,漸漸發現自己再也不是最突出的一群,因而產生強烈的自卑感而自殺。 但香港的情況就很不同。香港社會發展單一,意識形態觀念強大,某些行業一直被冠上「有前途」、「能有好生活」之名。而能擠身那些行業的,都是那些讀得上大學的,還要是一、二級榮譽成續畢業的,才有最基本的保證,能在該行業立足。更不要談那些讀不上大學的人,背負的壓力有多大。不要忘記,在澳洲能讀大學的,接近35個百分點。在香港,只有區區的18個百分點。正正是因為學生們在成長過程中,更了解這社會的結構問題,漸漸因學業問題,而對前途產生無力感,最終才決定走上絕路。 在這社會結構下,其實學生、家長、學校或教育決策者,都是處於被動的狀態。與其再歸咎於學生「抗逆力」低、家長給予太多壓力,倒不如檢討社會結構的問題。 自殺是一種會傳染的思想 無奈是,改革教育制度或社會結構,並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到。要阻止悲劇的延續,只有社會的價值觀,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内作出改變。 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如果一宗比較特殊的死亡案件上了報紙頭條,或經媒體強力報導,結果類似的死亡案件在那一陣子就會增加。因此可說自殺是一種會傳染的思想。當大家把學童自殺的新聞都當作小事時,在學童的眼中,漸漸也會把自殺當作等閒事。那時侯,社會就真正面對不可逆轉的危機。 在美國的三藩市的金門橋,是當地有名的自殺聖地。加州政府為減少自殺人數,在那增設巡邏隊,亦討論加建護欄的可能性。在1995年,加州高路公路巡邏隊為制止某些人想作為第一千名自殺紀錄者,就不再對媒體公佈死亡人數。在日本,日本政府為正視嚴重的自殺問題,在2005年,相繼推出《自殺對策基本法》和《自殺對策白皮書》,以減少自殺率。因此,如果我們只認為簡單一句「要珍惜生命」或設立所謂的機制就能減少學童自殺,不去正視真正的問題核心,這些使人痛心的新聞只會不斷重複。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 2014年,西北民族大學兩名教授曾撰文,稱全國人大暨國務院應加快「清真食品」立法步伐,推動清真食品管理的法制化進程,其中包含一條修改現行《刑法》的建議——「以謀取非法利益為目的,以穆斯林禁忌食品冒充穆斯林食品,後果特別嚴重的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 日前,隨着兩會期間一名全國人大代表重新提議為清真食品立法,這篇原本於小範圍內發表的文章又重新浮出水面,並很快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塵埃雖尚未落定,雙方劍拔弩張之下,折射出的除了老生常談的民族問題,或許還有資本家間的一場博弈。 「清真」知多少?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國家。不過,要說「曝光率」最高的代表,除了人數上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漢族之外,或許就是穆斯林羣體了。論其原因,一是這一羣體的人數優勢。回、維吾爾、塔塔爾、柯尔克孜、哈薩克、烏茲別克、東鄉、撒拉、保安、塔吉克等少数民族一千七百多萬人口中,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加上約兩百萬的漢族穆斯林,令其總人數約佔全中國人口數量的十分之一。二是中國各民族的交錯居住特點,這一特點在分佈最廣泛的中國少數民族——回族身上得到了最富代表性的體現,同時也是大眾接觸這一羣體的最直觀途徑。其三,與其他宗教不同,伊斯蘭教有着顯著的民族特點,這令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往往混雜在一起,兩相糾纏,變得更為敏感。而最後也是最根本的一點,便是伊斯蘭教教義與現代社會認知及習俗的普遍衝突。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認為:與其他民族或宗教相比,穆斯林更堅決地持守着自己的傳統,並善於積極地表達並滲透自己的訴求。同樣作為相對龐大的羣體,也許人們不知道戴狗皮帽拜訪客人為滿族人的大忌,但一定聽說過穆斯林的飲食準則——清真。在中國,大多學校裏都設有清真食堂,懸掛特殊標識的清真餐館也遍佈大街小巷。想來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中,哪怕還有人從未吃過清真食品,也至少知曉「蘭州拉面」或是「羊肉抓飯」的存在。 可人們知道,卻又一知半解。對於多數未曾真正走進穆斯林生活的人來說,「清真」大約代表原料中不含豬肉的食品,或者是幾道令人耳熟能詳的特色「新疆菜」;甚至這兩個字也可以給人無限遐想,當它與這一神秘、複雜的宗教聯繫在一起時,仿佛聽起來有一種「乾淨」、「安全」的意味。「有正規認證的清真食品,一般不會出現病死的肉類、不正常死亡的肉類制品,還有不幹凈的食品;而非清真的小吃有深圳的大便臭豆腐、假雞蛋、河北的三聚氰胺奶粉、河南的假辣條……有信仰的和沒信仰的人差距就在這裏,你看那些沒信仰的人怎麽坑人怎麽來,」在國內知名的天涯論壇,一個熱帖中這樣闡述自己的觀點,「這是事實,不服不行。」 事實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先就目前民眾所持有的一些熱門觀點,進行自問自答式的剖析。 不含豬肉的食品就是「清真食品」。 這個說法過於片面。清真是穆斯林羣體持守的宗教規範,它源自阿拉伯語,意為「合法的」。在穆斯林國家中,它所代表的是一系列的生活方式約束,包括言語、衣着、行為在內,而在像中國這樣的非穆斯林國家中,它主要指符合伊斯蘭教規條、穆斯林「可以食用」的食物。除豬肉外,狗肉、酒、血等,都在其違禁列表內。但並不是說避開它們便可「萬事大吉」,因為即便是可食用的牲畜類型,也要通過經認證的屠宰師「奉安拉之名」,恪守一系列特定的儀式規則屠宰後,才能真正被認定為「清真」。而人們通常熟悉的熱門「清真」菜式,實際上是新疆菜或回族菜,其烹飪並不一定要採用「清真」原料,「清真」原料亦不一定要採用這幾種限定的方式烹飪,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 比起別的食物,「清真」食品顯然更乾淨、安全、衛生。 不一定。以上文所提到的「天涯論壇」熱帖觀點為例,其得出的結論,實際上是由於將兩種標準完全不同的事物進行了類比:通過清真認證的、符合現行法規的「合格」清真食品;與違反《食品安全法》、粗製濫造的劣質食品。我們可以說,無論是否屬於清真食品,只要遵循現行法律要求,採用符合標準的原料,以正規、合法的手段進行生產及銷售,都可以稱為衛生、安全的食品。反之,對於不符合標準的食物,即便被偷偷地打上了「清真」標籤,也無法掩蓋其存在的問題——違法情況在「清真」食品中就少見嗎?其實未必,不然,也不會有今次這個為清真食品立法的風波產生了。 再來說說清真食品與乾淨的聯繫。事實上,清真的「乾淨」是宗教意義上的「乾淨」,而非物理學上的「乾淨」。舉例來說,在牲畜的清真屠宰過程中,需要誦讀《古蘭經》經文、用規定的電擊等方式先行擊暈,並嚴格評估動物的死亡及放血過程。但這些環節與人們普遍認為的「乾淨衛生」並無太多必然聯繫。 衝突間的博弈 客觀來講,完善食品法規是一件好事。作為食品消費大國,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一向可用「易發」、「多發」四個字概括。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地方監管能力不足、責任制混亂,「渾水摸魚」的情況時有發生。事實上,《食品安全法》於2015年4月進行了修訂,其威力正在逐漸發揮,可以說,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正趨於良性發展。 然而,為清真食品立法,本質上卻是將穆斯林羣眾與普通民眾進一步剝離開來。在現行法規對有害公眾健康的食品尚且缺乏行之有效的懲罰措施情況下,「仿冒穆斯林食品」便可適用死刑,並將其進一步上升至「侵犯少數民族權益,破壞民族團結,或者以此手段煽動民族仇恨的犯罪行為」的高度,其結果只能是在這樣的敏感時期加大民族矛盾,也就不奇怪本次「為清真食品立法」呼聲一出,雖然並未重提「死刑」一事,便引發大規模的「抵制清真食品」潮了。 知乎論壇中名為「姜委員長」的網友稱,「清真食品」這個概念本身被符號化了,象征著穆斯林群體與主流社會的隔離,而這種隔離狀態的維持,部分是由於現行法律的偏袒,常常以犧牲其他群體的利益為代價;部分則是由於穆斯林自身的暴力行為,抵制運動正是表達出對「清真食品」所象征的穆斯林群體的特權地位和暴力行為的不滿。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實際上這個法規並不會有什麽不利影響,因為大多數人並不會生產、售賣清真食品;但這個符號背後卻有着諸多關聯:少數民族的優待政策、在政策庇護下有恃無恐的部分極端團體,以及在近期頻發的事件及媒體渲染下,愈發令人感到恐懼與不安的伊斯蘭教義。因此,大規模抵制實際上是民眾情緒的集中爆發——它代表了對政府現行少數民族制度的不滿,對穆斯林羣體激進訴求的氣憤與恐慌,以及加強自身權益保障的急切訴求。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知乎用戶石言稱,與過去優待少數民族的「兩少一寬」政策實則只會令為非作歹的人得利,而令遵紀守法的少數民族白白承擔惡名相類似,清真食品立法同樣也有可能促成一個區域的清真認證壟斷,而令普通清真食品業從業者的合法手續變得更為困難與繁瑣。從這個角度來講,普通穆斯林民眾、清真食品從業者也未必是這個法規的既得利益羣體。無論這一提案最終通過與否,他們已經被捲入了輿論的浪潮,而隱藏在這一訴求之下的暗流涌動仍未被多數人所注意,但這也許才是人們真正要警醒的。
圖:中國官方宣傳 文:本刊編輯部 2016年3月1日,被看作為中國反家暴進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為自1995年中國首部《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第一次提出「堅決制止家庭暴力」以來的長期立法爭論劃上了一個重要的句號。該法明確了「反家庭暴力是國家、社會和每個家庭的共同責任」,標誌著家暴屬於清官難斷的「家務事」的時代正式終結!新法的固然為遭受家暴之苦的受害者提供了維護自身權益的法律依據,但民眾如何正確有效的使用該法律武器維權?有關部門如何有效地執行法律條款?以及新法是否會出現過分干預家庭「和諧」和「穩定」的負面影響?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反家暴法之所以醞釀了20多年才出台,同長期以來受到「父權」主導的中國傳統家庭和社會觀念有著密切的關係。雖然很多年輕的中國人對於類似「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棍棒底下出孝子」、等傳統禮教習俗不以為然,但老一輩的人,以及生活在農村的許多家庭,依然信奉著這樣的理念。而找另一半想要「柔順恭良」,認為小孩子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堅持「家醜不可外揚」的人至今亦大有人在。故而長期以來,那些在西方社會被劃為家暴犯罪的行為,在中國的家庭中卻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哪個孩子小時候沒挨過父母的呵斥打罵?而夫妻間在氣頭上惡言惡語吵架,甚至大打出手亦是稀鬆平常,反正大部分時候是「床頭吵架床尾和」,說不得有些人還認為此乃一種情趣。 反家暴法的一大進步是明確規定了家庭暴力的範疇,即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綑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同時規定了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參照該法律執行,即意味著同居關係、撫養照料關係、家庭雇傭關係等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都可以參照《反家庭暴力法》作出處理。 故對於當下多見於年輕人的未婚同居現象,以及因住房等原因一些家庭採取 「離婚不離家」的假離婚家庭現象而言,新法能夠有效確保在此期間發生的暴力行為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反家暴法亦在暴力受害方可及時獲得有效幫助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改進。新法規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單位、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婦女聯合會等單位投訴、反映或者求助,亦可向公安機關報案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而有關單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訴、反映或者求助後,有權亦應當進行勸阻並給予幫助和處理。特別針對屢屢見諸報端的父母虐童案,新法規定「中小學、幼兒園、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上述人群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未按規定報案造成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此舉有利於打破之前受害人需要層層申請,尋求幫助困難的尷尬處境,亦確保了有關單位不會因為嫌麻煩而向之前一樣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此外,新法針對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保護和法律援助亦加大了保護和支持力度。例如,當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人身安全保護令可以包括的措施有:禁止被申請人實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請人騷擾、跟蹤、接觸申請人及其相關近親屬;責令被申請人遷出申請人住所;保護申請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對於父母監護人實施家庭暴力嚴重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可根據被監護人的近親屬、居委會、村委會、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等有關人員或單位的申請,依法撤銷其監護人資格,另行指定監護人。縣級或者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可以單獨或者依託救助管理機構設立臨時庇護場所,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臨時生活幫助。 法律援助機構應當依法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緩收、減收或者免收訴訟費用,等等。 新法更進一步對法律的執行力實施了強化。例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婦女聯合會應當將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納入業務培訓和統計工作。醫療機構放寬鑒定限制,接受個人的鑒定服務,並應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診療記錄。 公安機關接到家庭暴力報案後應當及時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關規定調查取證,協助受害人就醫、鑒定傷情,並對報案人的資訊予以保密,等等。 當然,新法並非十全十美,要令到國民真正理解新法,並正確使用新法保護自身權益更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更有人在一片歡欣鼓舞中提出了質疑。據公開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大陸已有近400個城市設立了「反家庭暴力庇護中心」,不少甚至設立於新法出台之前。但知道庇護所的確切位置並前往尋求幫助的人卻少之又少。 如啟用於2009年的上海反家庭暴力庇護救助中心, 在提供臨時救助同時,亦提供法律服務、醫療救治、心理諮詢等服務。但截至2014年,5年內只接待了18人,平均每年接待人數僅個位數。其中固然有受害者的個人因素影響,但更多是因為大陸的很多庇護所或條件簡陋、或入住手續複雜,往往只能夠提供臨時的生活場所和極少的臨時生活幫助,無法從根本上幫助解決受害人的問題。對於很多家暴受害者,特別是農村家庭的家暴受害者而言,如果無法幫助她們克服心理創傷,並給予她們回歸社會的謀生能力,則她們寧可選擇被家暴的陰雲籠罩。同時,新法在實施的過程中是否適應中國國情,亦需要慎重考慮。不僅是因為新法實施會帶來相應的行政成本增加,更是因為前車之鑒──即便是立法和反家暴救助體系相對完善的西方社會,亦存在過於細節性和廣泛性的立法過分干涉了家庭生活的尷尬現實。例如高舉反家暴法大旗的北歐,瑞典和芬蘭卻是歐洲家庭暴力男性受害者最多的國家,而瑞典作為歐洲強姦案案發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其中相當一部分的強姦案屬於婚內強姦,涉及夫妻性生活過程中,妻子進行到一半不願意,而丈夫不停下來即是違反女性意願。網絡上甚至有一則十分流行的笑話對此事進行了嘲諷:「瑞典夫妻房事生活,妻子問要啪啪麼?丈夫問你確定?妻子表示肯定,丈夫卻說要先簽同意書。」長期以往,原本和諧的家庭生活亦會因為「性生活不和諧」而陷入危機。可見,濫立法律過度干預個人和家庭生活,有時未必會帶來期盼的好結果。故中國反家暴法是否能夠真正起到積極的作用,依然需要很長的一段檢驗期。